卷入内卷:我们能否拥有“停下来的权利”

发布时间:2025-06-08 02:00  浏览量:2

我们能否拥有“停下来的权利”,重寻工作的尊严与生活的意义?(卢俊杰/图)

2025年3月,一个占据网络热搜的新词汇冲击着大众的认知——“强制下班”,仿佛自愿为工作奉献是劳动者的天性。

航空科技公司大疆的员工将强制下班的行动描述得像一场地震演习:晚上21时,每个部门的人力资源官在楼层内检视,逐一扫过工位,还没有离开的人必须在一分钟内收拾东西下班,整层楼在几分钟内变得空空荡荡。

以往在深夜路过深圳南山区高新南四道的人都知道,大疆总部在零点前还是灯火通明;社交平台上,曾有人抱怨在大疆工作的配偶是生活中的幽灵,“晚上11点多到家算早了”“每天晚上加班到半夜,甚至一两点左右”。

与大疆被一同讨论的还有家电企业美的和海尔。3月10日,位于佛山的美的总部开始严控加班,规定在下班时间18:20以后不允许加班,同时禁止员工晚餐后再返回工位加班。海尔则在2月份传出发布全面落实双休制通知的消息,尽管有内部员工否认,但海尔对媒体作出官方回应时表示,“坚决抵制无效加班,反对‘形式化出勤’。”

这些举措被视为“反内卷”的信号。“内卷”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现象”。近几年来,“内卷”成为网络流行词,泛指各种非理性竞争。在市场经济中,行业之间的严重内卷迫使其所有生产要素一同卷入内卷,劳动力也不例外。

在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的经济背景下,职场“反内卷”是否成为可能?

管理层用书面论证和数据去装点意义,而作为一个齿轮的基层员工,最显眼的表演就是加班(卢俊杰/图)

“996 ICU”

互联网行业第一次大规模的职场反内卷行动,要追溯至2019年的“996 ICU”事件,被称为“程序员的一次反抗”。

2019年3月26日,一个用户在GitHub(世界上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上新建了一个叫“996.ICU”的代码仓库。“什么是996.ICU?工作996,生病ICU。”在三四天的时间里,它得到了10万多个“点赞”的星数,成为GitHub有史以来星数增加最快的仓库。

“996”意味着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它由国外科技公司的弹性工作制演变而来,在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环境里异化为“只弹下班不弹上班”“加班没有加班费”。按照“996”来计算,劳动者一周的工时是72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工时制度为“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熊节是一名拥有近20年IT行业从业经验的程序员,他在自己的《敏捷中国史话》一书中记录了“996ICU”事件。代码仓库出现的第三天,一个“曝光996公司及部门”的投票功能出现,“到(2019年)3月29日,这个榜单上已经列出了上百家公司,前几家中国网友耳熟能详的公司都有数百人投票。”

让熊节感到荒诞的不是加班,而是加班被“合理化”。“以前加班不管怎么样,即使加得非常严重,大家认为它是个异常的事情。或者是为了赶某一个目标,大家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它越来越变成一种常态,甚至不加班反而心有愧疚。”

熊节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是“供需失衡”——软件行业从业人数在不断增长,而软件开发的需求在减少。2000年,全国软件行业从业人数仅有18万人,8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10倍。工信部数据显示,2020年的从业人数已经接近700万人。

一同膨胀的是中国信息化的发展速度,足够多的需求被满足以后,软件研发的边际效用会越来越低,软件过剩的现象自2018年后愈发明显。熊节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些人每天在研发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一些人开发的功能是你打开一个App往下翻三屏都找不到的功能?这个功能对用户到底有多大的价值?”熊节说。在这种情况下,整条业务线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表演式内卷”的境地,从立项、研发、上线到运营,都在努力地为这个功能寻找意义、做出数据。

管理层用书面论证和数据去装点意义,而作为一个齿轮的基层员工,最显眼的表演就是加班。“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做得不是很有价值,那你就得表现得很辛苦。不然,你既没有价值,又不辛苦,那这个岗位乃至整个团队存在的必要性都会受到怀疑。”熊节觉得心照不宣的表演最后变成了一种压力,“所有人都21点走,你19点就走了,你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对。”

除了加班被合理化以外,加重人们负面情绪的另一原因是收入的减少。熊节说:“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因素,上一年的年终奖在纠结了一个季度以后,大家发现真的不发了。”

熊节察觉出中国软件行业一直有一个倾向,试图像制造业流水线一样,去拆解软件开发的工作,把创造性的部分抽离出去,交给一类名为架构师的岗位去做,剩下编程的部分被认为是可重复的、可替代的。

熊节对此抱有怀疑,“架构和设计的信息量可能占软件开发的10%,90%以上的信息量都是靠代码输入进去的。这导致了一个糟糕的悖论,一批便宜的、不太受尊重的程序员实际上在做决策,还被认为像搬砖工一样可以靠加班来增加产能。”

用户数量的增长和承载量是有限度的,但资本要求的业绩增长是无限的(卢俊杰/图)

无限增长的欲望

方景行是一名从业十余年的产品经理。根据他的经验,这个岗位需要参与跟产品相关的所有环节,例如设计、沟通、推广、运营。近年来,不断细分出的数值产品经理、策略产品经理甚至增长产品经理,让他十分疑惑,“增长本身就是做产品重要的业务指标之一,怎么还能把它单独分出去呢?”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职业细分不可避免,但方景行认为,其中也有人为的因素——互联网行业的管理层希望扩张自己的团队。“行业发展太快了,很多人的工资爆炸式地增长。工资上去了,权力也得跟上,你管的人数上去了,你的位置就会越来越稳固。”有时候为了多招人,多拿资金,管理层不得不去开新的业务项目,导致人和项目都变得冗余。方景行越来越难以在工作中找到意义。

2010年,苹果iPhone4发布,开启移动互联网元年。方景行就在那一年入行,他去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的是旅游服务平台。以前人们订机票和酒店只能找旅行社或票务代理,这个平台能让使用者自行在网上查询、预订,方景行得到了工作的成就感。“产品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大量移动端网民转化成了我们产品的用户。可能第一年的用户数是十万级,第二年就变成百万级,工作绩效和考核有非常直观的体现。”

十余年间,方景行几次跳槽。受益于移动互联网端发展的浪潮,他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小组长、经理直至总监。他一路上升,而浪潮早已过了峰值,“国内的仗已经打完了,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被转化成用户。”中国网民的年增长速度从以亿为单位,到以百万为单位,增速变得平缓。很多网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上网习惯,新产品的生存难度越来越大。

用户数量的增长和承载量是有限度的,但资本要求的业绩增长是无限的。方景行以出行服务平台为例,“如果业务承载量已经饱和了,那就该去想怎么让平台的司机挣更多的钱,让用户在每天上下班时间里更容易打到车,解决运力不够的问题。可是在现实中,高层领导要让业绩继续增长,中层们就不得不找一堆有的没的由头去论证新的业务方向,试图找到新的增长点,美其名曰给产品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方景行最后一份工作在一家以文娱见长的互联网公司,负责新开设的协同办公领域的产品开发,当时市面上已经有非常多成熟的同类产品。他在自己和其他员工身上看到了相似的迷茫,“大家都在做的是自己不相信的事情,都明白国内市场饱和了,但都得‘向上管理’,否则领导也没法跟再上层的领导汇报。”办公室经常出现的情景是,“研发问产品,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产品也很委屈,我是被要求去做这件事儿的。”同事间好像在彼此“埋怨”,又互相悲哀。

为了寻求新的增长,有的企业选择出海,去海外占领新的市场,有的企业选择加入其他赛道的竞争,以获得更多的用户。一方面,资本要“掠夺”用户的时间和金钱,另一方面,要“碾压”挡路的其他对手。

方景行觉得无论是掠夺还是碾压,都是残酷的。“人们在App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越好。无数人的时间构建出千亿级别的产品,可回过头来,这些人得到了什么价值呢?”有一年春节,方景行看见父亲在某个App上抢新年红包,他突然感到愤怒,“你在这里抢个块儿八毛的红包,坐在高级写字楼的那帮人就因为你们的参与,拿十几二十万的年终奖。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件事情真的挺残酷的。”

互联网产品似乎背离了方景行想要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初衷。“我爷爷现在九十多岁,每天会使用资讯App去看新闻。可是,这类产品对老年人非常不友好,经常误触,有时候进入一个小程序,有时候进入一个游戏,有时候进入一个视频。当他想回到原界面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该找‘×’标,找箭头标志,还是滑动返回,同一个App的交互都没有做到一致。然而,他们不去处理这么明显的问题,为了绩效,他们又投入到AI的探索之中。”

(卢俊杰/图)

只有领先的选手,没有终点的赢家

2021年,方景行跟另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同行交流,对方告诉他,如果自己所在的团队裁掉三分之二的人,对业务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裁员还会让财报数据变得漂亮。两年后,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变成了事实。根据财报数据,上述公司的员工总数在2023财年减少了2万人,缩减幅度近10%。

2020年加入互联网行业的黎洋赶上了紧缩时期。以往的工作氛围是自由、宽松的,“只要把事完成,什么都好说。”2023年年初,黎洋发现很多公司都开始实施考勤打卡制,连续两天迟到会被leader(项目主管)警告,午休时间也被缩短至一个小时。表演式内卷的现象越来越少了,“该裁的都裁掉了,现在不加班是真的做不完工作。”

黎洋几乎没遇到过表演式内卷的同事。他在五年内跳槽了两次,去的都是创业型的业务团队,而非成熟型的项目。作为初入行的新人,他对跨赛道竞争的观点也与方景行不同。黎洋加入的团队之一是社交领域龙头企业的短视频创作平台,“虽然当时快手和抖音的竞争优势已经很明显,但他们依然在迅速增长,意味着短视频这一新媒介的整体渗透率还没有那么高,好比在一场比赛中,有两个人暂时领先,但是远远未到达终点。”

在这个团队工作时,黎洋几乎没有在零点前下过班,但他认同这种“战时状态”。“我们在红海市场的竞争格局里看到了一丝机会,能够利用大厂的流量护城河和资源优势,所以要以更快的速度去切入市场,抓住红利。”尽管项目最终的表现不理想,但他认为并非由于条件不足,而是业务设计不合理。

创业型团队通常也更倾向于招聘年轻的、还没有做出成绩的人,他们对业务更有热情,更愿意主动投入。这是一场追赶时间的“双向奔赴”,新业务希望有新鲜血液,新人需要有新的成绩。黎洋说,“除非特别资深,有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新业务团队才会招年纪稍大的人。有的人年纪大了,有家庭,主观意愿上不想再去加班,就不是一个事业型的状态。”

因此,黎洋觉得互联网行业本身就在做筛选,觉得还有上升空间的人主动去卷,持续地在工作中保持高投入度,觉得业务没有希望的人选择躺平,等着拿离职补偿。“现在很少有人为了保住工作而被迫内卷,也没有人强烈地反抗内卷,要么卷,要么躺。”

“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行是有上班没有下班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感没有那么明显” (卢俊杰/图)

流量与“自我剥削”

在传统的农业劳动中,农民的劳动遵循着自然节气,即便有心多做一些事情,也必须尊重土地的承载力,给农作物生长的时间,人与自然一同生息。现代的雇佣劳动制度,卡尔·马克思早已阐明,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尽可能地获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无论生产效率如何提高,资本还是希望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前几年,黎洋的重心全在工作上,无所谓有没有个人时间,他逐渐与朋友失去了联系。当他希望能更多地回归日常生活、再一次寻找跳槽机会时,他发现大部分团队的工作环境依然“令人不可置信地差”,“连续加班到零点以后下班是常态,有时候甚至通宵,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

在明确地要求工作时间以外,互联网行业还发展出一套让劳动者“自我剥削”的机制。

黎洋所在团队的考核往往带有竞争属性,他要做的并非完成一个固定的工作量,而是不能比其他人差,甚至比所有人都要好。绩效考核分为3.75、3.5和3.25三个评级,评级决定一个人能拿到多少薪水,是晋升还是淘汰。“3.75意味着非常好,一个团队里3.75的比例大概是10%,如果业务成绩不好,甚至一个也没有;3.5是标准成绩,劳动合同上约定的薪水就是基于3.5的绩效而言的;如果拿到3.25,意味着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的考核每季度一次。

在每个人分工不同且工作成果通常难以量化的情况下,如何比较优劣?黎洋认为,能拿到高绩效的人,能力水平都不差,在此基础上,则需要有leader的认同,或是对项目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度。

一个团队里,组员和leader可能发展出类似于人身依附的关系。黎洋把依附的一方称为“嫡系”。“项目过程中,leader会对嫡系进行资源倾斜或者支持,例如分配更重要的、容易出成绩的工作;在两个组员表现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会把3.75给到嫡系。”要成为“嫡系”,需要通过能力和忠诚去获得信任。

贡献度则根据每个人的职能产出来考察,在互联网产品中,产出效果往往跟流量挂钩。“比如一个人负责微博传播,考核会看微博传播的热度,上没上过热搜。”而流量是一个无止境的指标。

岩川是一名画师,2009年开始为游戏画背景图,最后一份工作在国内排名前三的游戏公司最热门的游戏团队里。他认为画师这一行尤为内卷,因为美术的易读性高,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传播,圈内的人很容易互相知晓动态,得到直观的数据反馈,无时无刻不处于竞争之中。

画师们下班回家后,往往会额外画一些作品用于社交媒体或专业网站的传播,还要关注并学习其他画师的新技法,学会用新的绘画引擎。“你要让自己像运动员一样随时保持训练。这一行变化特别快,如果不去提升自己,三五年你就要被淘汰。”

画师所在的游戏团队也身处流量的比拼中,赢家坐在收入流水的金字塔顶尖,底下是一片“失败作品”的废墟。岩川说,“一直做一款游戏的人在行业内不多,一个公司同时研发的游戏有几十款,上线后真正能赚钱的游戏没有多少款。大部分人在不断地换项目,不断地改变风格,甚至创造谁都没见过的新风格。”

2024年年底,岩川辞职去拍纪录片,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作品,其中一则讨论大厂、内卷和孤独,拍摄对象之一是同行画师太伊。短片的开头,太伊坐在地铁里,想起那个挤沙丁鱼罐头的比喻,他踩着浓重的夜色回家,到家后打开电脑继续画图。“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行是有上班没有下班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感没有那么明显。”

太伊热爱画画,他的卧室矮柜上放着一套《BAKUMAN》漫画,两个少年以成为漫画家为目标的追梦故事:“只要有那么一点喘息的空间让我自己画点东西什么的,我就觉得我还可以过下去……我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被困住了。如果我要维生的话,我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我自己想画的东西,我暂时没有办法脱离出这个困境。”

太伊36岁,画画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他几乎没有社交,也不主动出去结交新朋友,成为了一个客观上孤独的人。他形容自己为“时代的残影”,又比喻成老鼠乌托邦实验中站在25号宇宙中央的老鼠,“不会去占地,不会去争夺配偶,不会去跟别的老鼠打架,每天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公司有一个隐形的加班排名,各个部门之间在比拼加班时长,部门领导要求所有人加班,并且周六必须来公司“值班”(卢俊杰/图)

内卷的分岔

游戏设计的内卷已成共识,但每年仍有无数美术和设计专业的大学生想要挤入门槛,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岩川说,“不做游戏设计,难道去做动画吗?动画从很早开始就不赚钱,一个月收入几千块,对基本功要求还特别高。如果进头部大厂做游戏,一个应届毕业生年薪能有二三十万元。大家都会争这个岗位,进不了大厂,就进工资降三成或五成的小厂,实在不行就进外包。”

邵华找工作的过程像一场试图逃离内卷却不断深陷其中的历险。从一所211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毕业后,22岁的邵华进入华东地区的一家车企,他看中了招聘时人力所说的“不鼓励加班”“双休”。但实际上,公司有一个隐形的加班排名,各个部门之间在比拼加班时长,部门领导要求所有人加班,并且周六必须来公司“值班”。“加班时长不够的会被领导私下叫去聊天,哪怕没活也要在工位上干坐着。”后来公司又出了一个跑步排名,领导觉得员工健康度不够,要求所有人用长跑来锻炼身体,每个部门都要统计跑步数据。

邵华不想加班,也不想跑步。公司对他进行了“再培训”,他还是不配合。公司把他辞退,爽快地付了“N+1”离职赔偿,“因为工资本身就很低。”这份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000元,每个季度额外发1000元奖金。

失业的邵华尝试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就业方向。他去图书馆准备公务员考试,却发现招聘工科专业的岗位寥寥无几,挤满了“生化环材机械土木”的学生,“一百多人抢一个岗位。”他试图找其他车企的工作,但失去应届生身份的他几乎没有机会。他还想过学日语,想看看有没有去外企的可能。

综合考虑之后,邵华最终选择重回大学,拿第二学士学位。这样,他既可以重新选择热门专业,又能再次拿到应届生身份。“读第二学士学位的人大多数可分为两类,读计算机转行或进体制,读法学进体制。”

邵华选择读计算机专业,后来在企业面试中,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第二学士学位是什么?为什么不读研究生?”对邵华来说,不读研的原因很简单,“年龄摆在这儿。”他觉得企业最顾虑的也是年龄,“都想要刚毕业的纯真的学生。”

程序员笔试通常是算法考试,邵华将它形容为“纯粹的内卷”——单纯为了赢过其他人而必须学习无用的内容,“有一个刷算法的网站LeetCode,上面大概有上千道题目,类似用编程解决数学题和脑筋急转弯。稍微大一点的公司都是考这些,但真正在工作中很少能用到。”

27岁时,邵华再一次就业,进入一家西南地区的游戏外包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替拥有热门漫画IP改编权的其他公司制作漫改游戏。邵华工作的岗位月薪在7000元左右,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双休。他离开家乡,来到外地工作,对这样的薪水并不满意,但他感谢这份工作给了他下班自学的时间。

邵华的工作是UI(用户界面)设计程序员,处理游戏中所有与UI设计相关的程序问题。他自称这是一份为“赛博打螺丝”的工作,“游戏精品化很烧时间和金钱,一般的公司无力尝试,会用一套固定的框架不断地换皮做新游戏,只修改UI和美术。”相对于游戏引擎开发,这份工作的技术门槛不高。朋友提醒邵华,“如果继续做现在的工作,再过几年你还是一样的水平。”他只能“自救”,牺牲休息时间学习技术,去寻找待遇更好的工作。

相比之下,贺承明要幸运得多。他与邵华一样是理工科出身,毕业后进入一家传统行业的公司,但他赶上了公司向互联网业态转型的时机,内部调岗至创新项目。由此,他拿到了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入场券”——相关从业经验,成功进入了头部互联网公司。

贺承明认为互联网行业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是以网易、新浪、腾讯为代表的做媒体、社交等偏工具型的业态。第二阶段是像阿里、美团、滴滴一样介入实体服务,做“互联网+传统行业”的业态,需要依托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雇佣,整个业务的毛利非常低。贺承明上一份工作属于这一阶段,在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做劳动力运营管理,不仅事务繁多,还需要应对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365天24小时地熬。太苦了。”第三阶段的业态则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一个完全非标准化、充满可能性的行业。”贺承明现在的工作就在这类平台,负责对接MCN机构和直播公会。

达人们的直播通常在晚上进行,所以贺承明一天的工作在下午才会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平均一天工作12个小时。相应的,他有优渥的薪水,年薪在六七十万元左右,未来的发展路径也很清晰,或者晋升,或者去乙方公司。在他的本科同学中,他的收入待遇位列前茅。

“如果薪资是你现在的三分之一,但工作8小时制,双休,你愿意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

“综合报酬、职业发展、未来可能性等方面来看,我挺不愿意的。”贺承明答。

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 (卢俊杰/图)

翻越围墙

两年前,方景行觉得自己走到了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应该追求混沌而富足的生活,还是清晰而有些寒酸的幸福。

他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在对人进行适配性改造,说话方式是要准确而完整的,以消除沟通上的误解;行为逻辑要遵循一套既有的流程和标准,以便高效地合作;人与人之间互不侵犯,也不交心。员工好像变成了一个热插拔,用完就可以换下,对系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又好像是一颗铆钉,不需要有多样化的用途,锤下去,钉在一个地方,直至锈蚀。

方景行决定把自己从这个庞大的机器里拔出来,抛开所有的增长、管理、利润率,放下自己的体面、优雅和准确性,投入鲜活的现实世界,去旅行、去见识风景、去麻烦他人、去学习“说两句好话就把事儿办了”的人情规则。他发现,即便在旅途中,砍去不必要的花销后,他每个月的支出也比工作时少得多。回到老家后,支出变得更少了。10年前,他全款买了房子和汽车,日常只需要负担买菜做饭和家居生活的费用,一个人月均1500元左右。

回过头去看以前的工作,方景行觉得互联网公司的高薪是一种“明牌的毒药”,引诱人们逐渐提高消费水平;为了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又要心甘情愿地高负荷工作,陷入工作—消费的循环。他能从中抽身,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不热衷于消费主义,“每年发了年终奖后,姑娘们都会去买名贵的包,互相讨论价格是多少。我认为奢侈品有一定的价值,但我在消费上会先从实际需求出发。”

岩川辞职后也不得不进行消费降级,“以前工作累,难得出去吃一次饭,一有机会肯定要吃个非常好的。我休息的时间本来就宝贵,肯定要把休息的品质拔高,拼命工作、拼命生活。”

现在,拍摄纪录片的快乐弥补了物质的快乐。通过拍摄,他遇见了许多从前不可能有机会接触的人,服装设计师、戏剧演员、科幻作家……“我第一次跟乐队的人聊天,他们能把自己的感受聊出花儿来。小镇姑娘花卷儿,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元,但每天笑嘻嘻的,一日三餐,有个庇护所,就很快乐。以前我社交的都是一类人,大厂的人,说话就跟机器一样,没有变化。我都能猜到他要说什么,没有闲聊,聊聊工作和GDP,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手头上的东西弄好。”

不过,岩川还是没能逃脱流量的影响。他拍摄剪辑的视频长达几十分钟,拍摄内容也不全是有热度的话题。尽管他喜欢自己的作品,但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在意惨淡的播放量,“我辛辛苦苦做一个视频,没有人看,我会很沮丧。”

王行坤(受访者提供/图)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

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阐释自由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在19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通过互惠、再分配以及家计三种原则维系生产和分配中的秩序,而市场机制是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之内,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

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变成能够买卖的商品。然而,波兰尼认为它们显然不是商品,“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

王行坤是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文化理论与批判理论研究,尤为关注劳动/工作社会的批评研究,是文集《“后工作”理论》的主编之一。他认为劳动力状况与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紧密相关,“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极端情况,劳动力的彻底商品化:劳动者可以被老板随意开除,没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工资和工作时间由老板说了算,打工人要么接受,要么继续挨饿;除了工资收入之外,没有任何福利。对于打工人来说,这无疑是噩梦。”

为了让劳动者能够享有安全感和尊严感,企业和政府应该拿出举措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王行坤注意到,在多家企业开始“强制下班”的同时,京东和美团都宣布将逐步为全职骑手缴纳社保,“对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进步。其他企业应该效仿,为所有的不稳定劳工都缴纳五险一金,让他们得到更全面的劳动保护。”他期待能够有更加积极的措施出现,“比如涨工资、降工时,比如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福利。这是一个关乎所有打工人的问题。”

在王行坤看来,现代工作不仅占据着人们生活的核心,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情绪、生活规划和对未来的期许。“如果我们没有多少闲暇,没有足够的保障,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必然会降低消费欲望,缺乏生养孩子的信心,这是人普遍的自然的反应。”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重点任务之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消费环境改善”部分首先对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提出相关措施,例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同样作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措施,四川绵阳市在2025年5月发布的工作清单中,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的2.5天休假模式,发布几天后即登上热搜。

在制度性的问题之外,王行坤觉得个体劳动者也有改变的空间,“有人提议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明确提出不加班的诉求,通过语言上的明示,让招聘方意识到加班这件事不应该是常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内卷式竞争不能真正地改善自己的状况,还是会面临过劳、面临失业等问题。我们不是要踩在别人头顶上去做成功者,而是要作为普通劳动者,共同追求相对体面的生活。”

在那样的生活里,勤奋是一种选择,当你想要休息时,同样拥有“停下来的权利”。

(文中方景行、黎洋、岩川、邵华、贺承明均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责编 陈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