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与批判医学人类学

只有当潜在消费者，尤其是婴儿的母亲这一群体，确实对牛奶存有需求或者确信牛奶对身体有益，牛奶生产的工业化以及全球扩张才有可能刺激消费量的增长。面对母乳喂养、配方奶喂养和混合喂养等多种喂养方式，母亲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母亲们又该如何决定，孩子们长大后是否应该继续食用牛奶？

如何喂养婴儿，这个看似应该是母亲的个人选择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两个组织提倡母乳喂养，是因为这种方式能够降低婴儿因腹泻和肺炎而导致死亡的概率，从而有利于节约社会医疗成本。母乳喂养有助于降低母亲卵巢癌和乳腺癌的患病率（WHO，2019a）。在许多现代社会中，就婴儿的喂养方式而言，母亲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强烈愿望的驱动，她们既想做一名好母亲，又不愿耽误自己的事业，还要过体面的个人生活；既希望身体健康，又想要“符合哺乳要求”。她们做决定时，首先会理性地评估特定喂养方式可能会给自己和孩子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健康风险以及益处。目前关于母乳喂养还是配方奶喂养的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育儿观以及这种观念对母亲是否决定采用母乳喂养方式的影响。“以孩子为中心”才是成功育儿（Lee 2008）和规避风险（Furedi 2002）的关键。“好妈妈”是“风险管理者”，全权负责满足孩子的需求，采取措施尽量减少食物以及与喂养相关的消费品对孩子造成的潜在风险（Afflerback et al. 2013；Avishai 2007；Furedi 2002；Hays 1996；Lee 2007，2008；Murphy 2000；Stearns 2009）。密集母职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亲密育儿法”（Eyer 1992；Kukla 2005），这一理念提倡通过母乳喂养、背或抱宝宝、与宝宝同睡等方式，促进母亲与婴儿建立亲密关系，并及时回应宝宝的需求。密集母职育儿观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阶层白人女性选择母乳喂养比率相对较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她们更了解母乳喂养的健康知识（Andres，Clancy，and Katz 1980；Nutt 1979）。

然而，中国父母掀起的“牛奶狂潮”，似乎与美国社会倡导的“母乳最好”的趋势背道而驰，这不禁让许多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感到震惊。显然，母乳喂养的浪潮并未出现在内地和香港。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母乳喂养率最低（Callen and Pinelli 2004；Chan et al. 2000；Foo et al. 2005）。2012年，香港接受母乳喂养并且持续到6个月大的婴儿仅有2.3%，是全球母乳喂养率最低的地区之一（Government ofHong Kong SAR 2017a）。同样，2008年至2013年间，内地的纯母乳喂养率也大幅下降，从27.6%降至20.8%。内地和香港的母乳喂养率如此之低，难道是因为母亲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母乳喂养的好处吗？倾向于使用配方奶粉的母亲们，难道真的如某些哺乳专家所言，是为了更加自由，为了重返工作岗位，而宁愿放弃与宝宝亲密相处的机会吗（Chan 2018）？或者从更宏观的角度说，被认为与母乳喂养或健康理念息息相关的密集母职育儿观，难道不适用于中国人？我们不禁还要问，母亲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中国父母在世界各地采购奶粉，掀起牛奶狂潮，这一现象背后存在什么隐情吗？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是解释隐藏在问题行为背后的逻辑，那么民族志研究又如何能够解释表面上看起来可能“疯狂”的现象呢？例如，明明可以采用免费的母乳喂养方式，为何会不惜每月花费一半甚至以上的工资去购买外国品牌配方奶粉（Waldmeir 2013）？这些家长们的狂热心理是在怎样的经验背景之下形成的？

围绕这些问题，本书不仅探讨了与牛奶相关的政策与经济，还介绍了内地和香港在重大历史变革背景下的育儿观和健康管理理念。夏洛特·比尔泰科夫（Charlotte Biltekoff）博士在对美国饮食疾病的研究中指出，有些类型的饮食疾病，如“隐性饥饿”其实是由文化建构出来的，这反映了二战期间营养不良和社会焦虑相交织的情况（2013）。在内地和香港，人们把幼儿的营养摄入与其未来的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因此人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1997年香港回归，内地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社会和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深深影响了母亲对孩子的身体和智力发展的认识。香港回归后，人们一度担心本地学校的教学语言从英语转变为普通话、教育的私有化、与从内地来港的新移民竞争资源等问题。在内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总体的经济战略重点发生了转变，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第二产业转向了依赖知识经济的第三产业（Greenhalgh 2011，1）。关宜馨还指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人们的育儿理念产生了（并将持续产生）影响和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人口多、经济落后的问题，为了尽快走上现代化道路，国家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速度（2015，7）。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推行“素质教育”改革，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香港没有实行素质教育改革，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长同样也在竭力寻找“科学”的育儿方法和技术，为孩子补充营养，期望把孩子培养得既聪明智慧又身强力壮。香港建设“智慧城市”的新规划强调发展知识经济，因此香港的父母会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让孩子们更聪明、学习更好、更有创造力（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AR 2018）。然而，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根深蒂固。过去的10年里，在这种教育体系下，为了成功，从幼儿园开始，家长们就开始相互竞争，而且愈演愈烈。

本书还尝试探索食物与医疗之间的关系。我采访过的一些中产阶级母亲，由于母乳不足，常常被贴上“母乳不足症”的标签。然而，这一标签却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母亲们承受的巨大压力，她们一边要辅导孩子学习取得学业上的成功，还要兼顾自己的事业。在谈到内地的情况时，阎云翔教授指出，成功对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只有成功）才能获得个人尊严，赢得社会尊重”（2013，271）。尽管内地和香港的许多中产阶级家长都自认为思想自由开放，并不赞同广为流行的“你一定不希望（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但他们也会煞费苦心地为子女寻找最好的幼儿园、学校，以确保在现有教育体系和社会日益分层的背景下，以及中产阶级的下行压力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发掘孩子们的潜力。然而《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香港的孩子虽然都被培养得优秀出色，但是并不快乐，专家们表示这不得不令人担忧”（Ng 2017）。那么，在充分发挥孩子潜能方面，家长们究竟应该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现代社会要求母亲不仅能够养育孩子，将孩子培养得学业有成、身体健康，还要在产假结束复工时保持身材苗条纤细。幸好有了配方奶粉的出现，为如此矛盾的、对母亲的社会期望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法（Shih 2016）。配方奶粉罐上的化学元素符号和四方帽，一方面是为了阐明产品的健康性及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家长，如果不购买此产品可能会承担的潜在风险。例如，全球领先的配方奶粉公司美赞臣为中国市场定制了一系列配方奶粉，这些奶粉的标签上标着一个大大的字母“A+”，极其醒目，它不仅代表了该品牌的商标，同时也是优秀学业成绩的象征，寓意吉祥——在中国各地，学业有成是大多数孩子需要承担的社会和道德义务（Tao and Hong 2013）。这个寓意吉祥的符号与大脑的形状、三维分子图的图标以及奶粉的商标名称“DHA Brainergy 360”均有相似之处，那些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又怎么可能不明白配方奶粉中添加的DHA、ARA、胆碱等成分的意义呢，这些成分有助于婴幼儿的认知发展，尤其是对生长发育的4个重要方面（智力、运动、情绪和语言）尤为有益。奶粉产品电视广告都会凸显这些元素，生产商也会把这些成分整齐地标注在包装上。虽然竞争文化最初是由教育机构推动的，初衷是为了促使学前教育的正规化，但乳品公司却从中发现了一个契机，在家长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让他们相信，每天让孩子喝奶粉——最好母乳喂养三个月后就开始，就能提高孩子的认知发展能力。这也验证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的观点：内化行为（Foucault 1977），即我们的行为方式，是区分你我不同的标志（Bourdieu 1984）。

因此，本书尝试将与牛奶消费相关的两种现代疾病“去医学化”，这两种疾病分别是影响母亲的“母乳不足症”和影响儿童的“挑食症”。我采用了批判医学人类学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内地和香港的这两种疾病是由于两地特殊的经济和政策环境造成的，反映了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美国著名医学人类学家梅里尔·辛格（Merrill Singer）指出，过去的50年里，许多研究生态的医学人类学家，从适应论角度将“健康和疾病……（作为）衡量人类适应环境的有效性标准”（Lieban 1973，10）。然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通过研究19世纪曼彻斯特工人阶级发现，他们中存在的“滥用酒精”、严重酗酒问题是由社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即普遍存在的阶级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恶劣生活和工作条件造成的，而不是对这些条件的适应过程引起的（1958）。同样，辛格通过对波多黎各男性酒精中毒发生率高的问题开展研究后发现，存在严重酗酒问题的人主要是失业男性，这些人集中生活在高密度、低收入、位于市中心的社区出租屋中。因此，酒精中毒发生率高的现象反映的并非疾病发生率高的问题，而是失业率高这一社会问题，由于失业，他们也失去他人的尊重、自我尊严和男性身份。酗酒成了男人们逃避现实、应对无聊生活的一种方式（Singer and Baer 1995，322）。如辛格所说，适应论的缺点在于，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假设本地群体在本地环境中具有自主性、自我调节性和有界性的基础之上，往往忽略了“独立案例之外的因素”（Wolf 1982，17），特别是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劳动关系的重组、知识、消费、生活方式和常住地等因素（Singer 1990，30：180）。因此，如果把疾病的发生率作为人们对环境适应情况的衡量标准，那么我们很容易落入“责备受害者”的陷阱——如果把健康和疾病的责任转移到个人身上，有可能会产生“责备受害者”的思想。

在《牛奶狂潮》一书中，我将从具有塑造人际关系、影响社会行为、产生社会意义和决定集体体验的政策和经济因素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食品消费、患病情况和结构性问题；着力探讨了政策和经济因素包括权力的行使，对健康、患病情况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重要影响。不过，内地和香港的母亲们并不会盲目地被乳品公司编造出来的故事所左右。虽然我所认识的母亲们对于“既要做个好妈妈，又要兼顾事业的境地”确实倍感压力，但她们不仅知道也能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的文化背景以及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内地和香港的中产阶级母亲都能充分认识到母乳喂养的好处，于是陷入了究竟应该平衡母乳喂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还是应该用配方奶粉替代母乳的两难境地。这些母亲们也会担心购买进口配方奶粉的费用过高，也会怀疑这些营养丰富的高价奶粉是否真的能够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我研究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牛奶的消费情况以及所创造的牛奶文化，探讨了如何将微观层面的问题嵌入宏观层面的问题中，以及如何通过宏观层面的问题体现微观层面的问题。因此，我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社会阶层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背景下的健康问题（Baer 1982，1）。

本书从牛奶消费的视角分析了当代日常生活中人们充满矛盾的道德体验。医学博士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解释道，道德经验是一个地方社会世界里行动者最重要的经验（2006）。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有得有失，如地位、金钱、生存机会、健康、好运、工作或人际关系。生活的这一特点即是经验的“道德模式”。道德经验是日常生活和实际行为的体现，是大多数普通人最重要的经验（Kleinman 2006）。食物体系的存在，食品和制药公司拥有的知识生产和权力，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提倡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建设以及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在这一系列情况的影响之下，同时生活经验不会被简化为大规模历史过程的条件下，是否还有将人类能动性和道德经验理论化的空间？面对这样的形势，行动者还有什么能力去思考和应对？宏观层面的政策与普通人日常食物选择的微观体验之间有什么联系？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内地和香港牛奶消费情况进行研究后，以上问题的答案便可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