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Z世代将比父母更富有，但背后有个大问题

生产力增长乏力以及对年轻人不利的税收政策，意味着很多人在最需要经济保障的阶段反而入不敷出。

7月9日周二下午2点半，澳洲联储行长米歇尔·布洛克（Michele Bullock）在市场预期加息的背景下意外宣布维持利率不变，震惊市场；而几条街外，生产力委员会主席丹妮尔·伍德（Danielle Wood）则发出紧急呼吁：必须启动经济增长引擎，才能恢复国民生活水平。

两位澳洲经济核心人物同时释放的信号，是对数百万澳大利亚人的一次现实警告：

不能指望利率持续降低。即便未来降息，也只是对三分之一有房贷家庭的“暂时提神剂”，

想要真正改善大多数人的收入、财富、健康、教育和幸福，伍德认为，政府必须聚焦于由“生产力提升”驱动的经济增长。

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商品与服务数量。它是支撑长期繁荣的“秘密配方”。

根据生产力委员会的测算，如果未来十年澳洲的生产力增长率从2015年以来的年均0.4%反弹回60年平均水平的1.8%，一名全职工人的收入至少可以增加1.4万澳元。

伍德说：“经济增长决定了我们能否过上更好的生活。它是世代传承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关键。所以我认为增长应该成为政府、企业和机构的北极星。”

在当前政治舆论场充满“再分配、公平、包容、减少不平等”等说法时，伍德将“增长”置于首位的态度显得尤为清醒。

历史经验表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技术创新，可以持续推动实际收入、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

伍德说：“谁不想更富有、更健康、更聪明、更快乐呢？”

“长期来看，增长的影响巨大。几十年来，生产力进步让我们有能力创造更多我们重视的东西。”

“今天的普通澳大利亚人，收入是1960年的三倍，寿命延长11年，每周可支配休闲时间多出5小时。”

但一个衡量生活水平的核心指标——“人均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九个季度中有七个季度为负。

劳动力生产率停滞在2016年的水平，是当前澳洲家庭预算吃紧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种经济停滞对年轻人影响尤甚。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对他们的未来越来越担忧，尤其是在住房财富代际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

悉尼大学经济学家黛博拉·科布-克拉克（Deborah Cobb-Clark）说：“年轻澳洲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充满悲观、焦虑和担忧。”

这种代际焦虑其实早有苗头。1990年经济衰退期间，自由党领袖安德鲁·皮考克曾说：“我们首次面临后代生活水平低于父母的一代。”

这种担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屡被证伪。自皮考克发言以来，人均GDP增长三倍，预期寿命增长8%，支付房租所需工作时间减少25%。

经济智库e61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年轻澳洲人会比上一代更富有吗？》则对悲观者和乐观者提出双重挑战：

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总体上确实会比父母更富，但“变富”会来得更晚，且更多靠工资增长、继承和房产增值。

他们在20岁和30岁阶段获得的收入明显偏低，而真正的财富增长要等到40岁和50岁。

e61经济学家马修·莫尔特曼（Matthew Maltman）与瑞秋·李（Rachel Lee）指出：“虽然Z世代一生中总收入会更高，但这种繁荣的延迟意味着他们在最需要经济支持、人生最精彩的阶段反而无法享受财务自由。”

e61的分析还表明：当前的税收与政策方向反而在削弱年轻人的经济能力，特别是在买车、上学、购房的关键阶段。

澳洲对劳动收入征税较重，但对消费和财富（如自住房和养老金）征税极轻。

例如，强制性养老金制度要求工人将12%的总收入存入退休金账户，且学生贷款需提前偿还，而年轻人可能更愿意把钱用于当下生活或购房储蓄。

莫尔特曼与李说：“很多年轻人宁愿从未来更富有的自己那里借钱。但现实的政策安排却反其道而行之。”

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吉·福斯特（Gigi Foster）表示，应允许年轻人提前使用养老金资金，用于购房、抚养孩子、医疗和教育等，而不是等到老年“变成一个富人前却一生都很拮据”。

但她也指出，当前市值高达4万亿澳元的养老金行业有着强大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依靠管理费“抽成”为生，极力反对年轻人提前提取养老金。

福斯特还呼吁政府调查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对年轻人死亡率的长期影响。

数据显示，精神健康问题在千禧一代中激增。焦虑、抑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激增，导致人寿保险的精神健康理赔额从2019年的12亿飙升至2024年的22亿澳元。

科布-克拉克引用前财政部秘书肯·亨利的观点称，澳洲现行税制相当于对年轻人“合法掠夺”，简直是“代际阴谋”。

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政府对老年群体的支出（养老金、护理、医疗）在过去30年持续上涨，而针对年轻家庭的净支出基本没变。

此外，老年人通过房地产和养老金的投资收入也大幅增长，进一步拉大代际财富差距。

数据显示，60岁以上澳洲人的平均最终收入，从2002年前十年占18-60岁群体的61%，提升至近十年占比的95%。

18-30岁群体与老年人对比更加悬殊：过去十年，老年人年均收入约为7.2万澳元，比Z世代高出11%；但在税收与转移支付系统下，老年人的税后收入竟比Z世代高出60%。

研究人员写道：“除非澳大利亚社会明确表态要偏袒老年人，否则应考虑减少对老年人的支出，并把税收负担从年轻人转向年长者。”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澳洲的税基设计：

目前的个税系统仅覆盖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剩下如自住房和养老金的资本收益基本免税。

澳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若政府要靠提高工薪阶层个税（如不调整税级边界导致的自动增税）来维持财政平衡，将加剧代际不平等。”

解决这一困局的机会正在到来：阿尔巴尼斯政府即将在8月19日至21日召开“生产力圆桌会议”，推进税收改革。

财长吉姆·查默斯上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表示，目标是“构建更具可持续性和激励性的税收体系，减轻个人税负，提高工作回报，并实现代际公平。”

工党政府已宣布对养老金账户超过300万澳元的部分征收额外税费，主要影响富裕老人群体。据分析，这些人平均财富超过1100万澳元，职业多为医生、企业高管、农场主与工程师。

但这项税收新政，并未伴随任何直接鼓励年轻人或提升生产力的政策，如减税或投资激励。因此也被批评为“为了弥补政府支出而实施的纯粹增税”。

根据财政部数据，本财年联邦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将达到自1986年以来最高水平（不含疫情刺激期）。

而这些支出大多流入了医疗、养老、残疾保障与官僚系统——即生产率较低的行业。

影子财长特德·奥布莱恩指出，过去两年里80%以上的新增就业来自这些“非市场部门”，而它们在整体就业中的占比不足30%。

因此，伍德提出的“生产力优先”的呼吁才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生产力委员会数据，过去30年中，超过八成的国民收入增长来自“以更少投入实现同样产出”的生产率提升。

伍德说：“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让年轻人拥有机会的澳大利亚，一个能够建设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澳大利亚，一个能用高生活水平抵御外部风险的澳大利亚。”

经济学家卡梅伦·库舍（Cameron Kusher）也表示，财长不能一味将责任甩给澳洲联储，而应主动出击改善人民生活。

他说：“政府如果还只是指责别人，而不去做出改变，那怎么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现在最缺的是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