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口罩的历史

在讨论当下所采取的防护措施之前，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过去采用的各种个人防护方法。历史带着我们回到了黑死病流行的时期，当时的医学专家突然意识到肺鼠疫可以直接通过空气传播。这与后来数个世纪里所秉承的观念相比似乎先进得多，例如在米兰（1630）、罗马（1656）等地，当口罩和其他预防工具被使用时，人们除了一些模糊的“瘴气”（miasma）理论以外，对呼吸道传染病没有清晰的概念。

最早描述肺鼠疫预防措施的记录，可追溯到1348年：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一位医生在一篇关于瘟疫的论文中告诫人们要当心患者的呼吸，并建议他们在接近患者时用一块被醋浸湿的纱布遮挡鼻子。奇怪的是，他在天气温暖时采用上述方法，在天气寒冷时，他建议吸入特定的香料。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伊布·哈提卜（Ibn Al-Khatib）也在提倡类似的预防措施。1382年蒙彼利埃的医学教授凯努图斯主教（Bishop Kanutus）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医生和护理者必须与患者保持距离并且将他们的脸朝向窗外”。这位博学的神职人员补充说，他个人会将一块用醋浸润过的纱布放到自己的口鼻前面，并承认正是这种预防措施使得他在那段艰难时期里保持健康，没有如他朋友所担心的那样病倒。

在16世纪，针对鼠疫的特殊服装开始流行，它由一个填充有香料的喙状面具和一件用皮革或油布制成的衣服组成。在之后的几年里，面具还装上了水晶制成的眼镜。有时医生会踩高跷或骑马去探视病人。因此，施蒂克（Sticker）在收集许多关于使用这种服装的参考资料后说，亚历山大港的检疫官拉多尼医生（Dr. Lardoni）总是骑马离家；他和他的马从头到脚都被油布遮蔽。虽然有着各种防护措施，拉多尼还是感染了鼠疫并死于1835年。施蒂克也记录了当时的诊疗场景，根据那时仍在施行的法国检疫法规，医疗人员与患者的距离不得小于12米，医疗人员甚至需要使用手持望远镜来观察病人。

图1-1 16世纪鼠疫防护服

蒙古地区的喇嘛和群众采用的防护措施令人着迷，他们的做法在某些方面与中世纪欧洲采取的措施十分相似。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几个世纪前闻名的鼠疫防护服装在19世纪仍然流行。考虑到这些防护措施是在极其模糊的“传染”理论的指导下被提出、倡导的，我们不禁要感叹黑死病流行时期的疫病认识竟更为清醒，并且必须要承认，五个世纪以来，人类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据我们所知，鼠疫在维特兰卡（Vetlianka）暴发时，人们并没有制作口罩。医生采用了诸如在手上抹油和喷洒石炭酸溶液的防护措施。或许，因为仅有少数智识者认识到了这场鼠疫的特性，所以医生在处理肺炎病例时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我们可以断定，医护人员的高死亡率主要是因为对鼠疫传染性的无知。很快，在瘟疫暴发之后，多格尔（Dogel）推荐了一种制作精良的口罩，帕舒京（Pashutin）则利用古塔胶（gutta-percha）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防疫服装。多格尔指出内格利（Naegeli）曾建议使用呼吸器（respirator）对付其他的特定传染病，比如白喉和霍乱。我们复制的两张插图再现了两位俄罗斯医师推荐的装备。特别是帕舒京设计的服装，堪称具有如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一般的想象力。

图1-2多格尔面具（1879）

图1-3帕舒京鼠疫防护服（1879）

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关于个人预防肺鼠疫措施的现代参考资料载于《德国鼠疫报告》（German Plague Report），该委员会建议在口鼻前绑上湿润的纱布并在使用后消毒。事实上，这一原则与五个世纪前凯努图斯主教的建议原则相同。奇妙的是，身为德国委员会成员的施蒂克后来嘲笑了口罩的使用。尽管我们钦佩施蒂克在反对“传染病主义者”（contagionists）狂热时的贡献，但在区分腺鼠疫和肺鼠疫的不同防护措施时，他的确犯了错误。

几乎与德国委员会同时，日本当局颁布了以下条例，推荐使用口罩：

在任何伴有咳嗽和呼吸困难的疑似鼠疫病例中，在检查或转移时，患者的面部应当覆盖一块布，如用升汞棉效果更佳。一旦怀疑病例的性质，医护人员应当尽快使用直径不小于4英寸的平整纱布覆盖口鼻，纱布应当利用1∶1000的升汞溶液浸泡后拧干；在工作完成前，纱布必须保留在口鼻前。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患者转移后所有参与房屋消杀的人员。

可以看出这份出色的指令几乎提到了防护口罩的所有优点，并明智地将所有可疑的呼吸道与肺炎病例包括在内。

在本次瘟疫大流行中，其他更早发布的鼠疫管理法规也提到了口罩的使用，例如比利时的管理条例规定：“护士必须避免俯身靠近他（指患者）的面部，非必要不靠近患者。当他们靠近患者时，应当在口鼻前放置棉毛塞；或者，用细布或薄纱包裹头部更好”。布鲁斯·洛（Bruce Low）补充道：“也建议患者戴上这种类型的轻纱，一种口罩，去保护他们周边的人免受染疫痰液和唾液的威胁。”这一最后被提及的措施在亚历山大港被戈奇利希（Gotschlich）所采用。

在本次瘟疫大流行刚开始的几年里，一些地区的人在疫情暴发之时，就使用了口罩。埃克特（Eckert）观察了1903年牛庄的疫情后写道：“为了减少对人员的威胁——这在护理肺鼠疫患者时尤其重要——口罩按照笔者在日本看到的样式被制备了出来。在眼睛周围，这些口罩设有一层纱布，后来又用云母片代替。口罩与长袍相连，有助于保护结膜以及鼻腔、口腔和扁桃体的黏膜。”

从上面的历史概述中或许可以看出，使用防护口罩抵御鼠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以前。在奉天会议上，与会者明确推荐了一种简化的口罩——1911年中国防疫人员在哈尔滨曾成功使用这种口罩应对疫病。在第一次东北鼠疫期间，人们佩戴了不同类型的口罩，许多口罩都有一个硬质或金属框架。只有一种类型的口罩，既简单又便宜，却有明显的效果。这种口罩由伍连德推荐，并被广泛使用。该口罩以两层纱布包裹一块6英寸乘4英寸的扁平长方形脱脂棉为基础结构。将商店供应的普通外科纱布（9英寸宽）剪裁成长条状，每条长3英尺，即可轻易制成。接下来，每条纱布带子纵向重叠，以便在中间放上4英寸乘6英寸的平整棉绒，在纱布的两端各制两个切口，每个切口长15英寸，从而将垫片延伸成一条三尾纱布绷带，中间的棉绒覆盖呼吸道口。一侧的上尾带应当环绕耳朵上方的头部区域，并与对应的另一侧尾带相系。下尾带应以相同的方式绕过耳朵下方与另一条下尾带相系，而中间的尾带应当穿过头顶，以固定垫片并防止其从脖颈滑落。这种自制口罩成本每个仅为2.5分。与具有金属框架的口罩相比，价格上非常有优势。

图1-4各式防疫口罩。最下方的口罩由伍连德医生引介，并在1911年奉天会议中得到推荐

一些改进意见不时提出。

（i）将口罩浸泡在消毒液中。杂酚油（creosote）和石炭酸有灼伤鼻子和面部其他部位的风险，而升汞溶液带有腐蚀性，会导致皮肤问题、牙龈炎、牙齿脱落等。因此，任何在口罩上大量使用消毒剂的举措都应受到谴责。此外，口罩的作用机制是纯物理性质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在其中使用消毒剂。

（ii）史旦莱和斯特朗建议在口罩的上部边缘插入小棉塞填充鼻子两侧的空隙。否则，对于高鼻梁的人来说，留下的空隙可能带来危险，特别是在受污染的环境中弯腰时。我们的同事苑德懋医生（Dr. Yuan）可能是因为忽略了这项防护措施而在1921年被传染。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的记录中，有几个病例似乎是在弯腰注射血清等时发生的感染。

（iii）无论口罩制作得多好，它最薄弱的地方显然是在边缘。当它不合适的时候，就会出现危险的空隙。当然，这种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可通过仔细调节来避免。

（iv）斯特朗建议在口罩上系上“另一块纱布，这块纱布在眼部留出口子，在两端剪裁出四条尾带并系在头颈后面”。在苑医生去世之后（1921），我们在口罩外部增加了一块布制防护罩，罩子上有一块方形丝巾（4英寸乘6英寸）缝在呼吸道口。防护罩上留有两个眼睛孔，并从佩戴者的颈部塞入工作服内。

（v）我们最新的口罩——1921的疫情暴发以来，我进一步简化了在奉天使用的防护口罩。以目前的制作方法，两层纱布包裹0.5英寸厚的棉垫，纱布尺寸为4英寸乘6英寸（20厘米乘30厘米），长度为2英尺6英寸（75厘米至80厘米）。每一端仅有两条尾带，一条系在耳朵上方，一条系在耳朵下方。在数以千计的应用场景中，我们发现这种简易装置已经足够了，除了那些与咳嗽患者直接接触的情况，而这种时候，我们穿戴防护罩（iv），无论防护罩带不带有云母片，都可以更好地增加安全性。在每次探访鼠疫病房之后，都需要更换口罩。警察和其他的辅助人员应当至少一天更换一个新的口罩。

图1-5棉纱布口罩的佩戴方法

布罗凯（Broquet）在奉天会议上推荐了他在1911年偶尔使用的另一种口罩。这种口罩由包裹整个头部的帆布罩组成，可以从颈部塞入工作服内，并在前面设有一个大云母窗。布罗凯说这种口罩可以方便地通过沸煮进行消毒。

现在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口罩一般性作用的实验证据。据柴山五郎作所说，松王数男“已做了一些实验，用纱布蒙在感染的患者嘴上，并在另一侧放上琼脂板。这些板子被发现是无菌的，因此，如果病人们可以佩戴口罩遮掩口鼻，就足以保护医生”。这一实验结论与斯特朗和他的同事利用灵杆菌（B. prodigiosus）所做的初步实验相矛盾。

巴伯（Barber）和蒂格（Teague）利用棉纱布和布罗凯的口罩进行了实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修改，用厚重的广东绒（Canton flannel）替代了布凯罗展示的较轻材料；还用赛璐珞片替代了云母片。在利用灵杆菌做出一系列实验后，他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i）在1910年至1911年冬季东北肺鼠疫流行期间，当在口罩周围喷洒含菌液滴时，广泛使用的“奉天口罩”不能阻止灵杆菌进入口鼻。这种口罩由一块脱脂棉片组成，并用一条多尾纱布绷带固定在口鼻上。

（ii）利用厚厚的广东绒制成的防护罩，包裹了整个头部并在颈部系紧，经受了比“奉天口罩”更严格的测试。然而，它并不能完全阻止灵杆菌进入受试者的口鼻。这种口罩在前方有一个窗户，并不会比“奉天口罩”更不方便或更不舒适。

（iii）这证明了“奉天口罩”的无效不仅仅是因为口罩未能贴合面部结构，而是细菌可能可以直接穿过口罩。因为测试后发现，放在口罩中央的湿棉片含有灵杆菌。

（iv）我们相信，虽然口罩的确阻挡了很多细菌进入口鼻，然而在近期东北肺鼠疫流行期间使用口罩给人以虚假的安全感，这会导致人们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我们相信这些实验充分证明了这样的结论：在疫情期间使用口罩并不能提供针对肺鼠疫的绝对保护。

斯特朗在强调这些实验的重要性时，谨慎地指出，尽管结果如此，但这些棉纱布口罩“至少在实际使用时通常是安全的”，因为很明显，咳嗽患者喷出的痰液比人工喷洒的液滴大得多也重得多。我们认为，在评估喷洒实验结果时，一定要将这一点考虑在内。

在1918年流感流行期间，口罩的防护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研究。正如海泽（Heiser）总结的那样：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所做的大量实验证明，为了防止常规呼吸道细菌的通过，口鼻前每平方英寸至少要覆盖325股普通外科纱布。这可以通过八层20×24的纱布［(20＋24）×8=352］或四层40×44的纱布（奶酪布）［（40＋44）×4=336］实现。据说奶酪布或更紧密的编织材料相较更多层的松散编织材料效果更好。

梅森·利特（Mason Leete）喷洒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pyogenes aureus）进行实验，他建议利用黄油包布代替手术纱布，并应至少使用四层。这位作者认为真正的防护口罩“必须由六到八层薄纱或类似的材料制成，并需要用弹性带紧紧环绕头部，以保证气密性的方式组合起来，并配备气密的眼罩。非常类似于战争中所使用的防毒面具”。然而，他意识到这样的面罩不会受到欢迎，因此建议使用更简易的面罩，“它应尽可能大，上至眼睛下方，下至脖子，用松紧带或胶带在耳朵上方和脖子周围紧紧固定，从而尽可能减少‘拐角’感染”。这样的面罩，在梅森·利特看来，大大减少了感染风险。这位作者提出了警告：“弄湿口罩会显著增加其渗透性，必须佩戴口罩时，不论时间多久，都必须牢记这一事实。”

在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我们针对改良后的纱布口罩进行了一些实验。我们尝试对不同层数的口罩进行细菌培养。这些口罩在鼠疫病房中实际佩戴了半个小时至四个小时。但只有一次我们从中培养出了鼠疫杆菌（B pestis），而且是从连续佩戴了三个小时的口罩最外层纱布中培养出来的。通过动物试验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结果，但我们未发现进行动物实验的可能性。我们停止了实验，因为在苑德懋医生去世后，我们增加使用了正面带有丝绸的防护罩。

我们实验室的全绍清（Chun）利用装有金属框架的纱布口罩进行了实验，并在口罩上喷洒了乳酸杆菌（B. acidi lactici）乳剂。得到的实验结果与蒂格和巴伯的一致。

可以看出，实验结果的确不能证明口罩是可以提供绝对防护的。然而，我们只能重申，不可能总是根据实验室的结果来采取实际行动。

我们经历了中国北方发生的三起大型肺鼠疫疫情，实际经验无疑证明了口罩的作用，要知道，那里具备非常适合疫情传播的某些条件。我们了解到，1918年山西疫情中，杨怀德（C.W.Young）甚至不惜忽视疫苗的保护作用转而支持使用口罩。我们认为，两种方法应该结合使用，发挥各自优点。

在1910—1911年的疫情中，当口罩没有被经常使用时，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卫生人员的死亡率非常高。此外，安全起见，口罩不仅要佩戴，还要正确佩戴。当接近感染者或疑似病人时，必须佩戴口罩；口罩必须符合规格，而不仅仅是几层纱布；口罩必须调节好，如果是纱布口罩，必须用棉塞塞住鼻子两侧的空隙。另外，纱布口罩应与护目镜配合使用，以防止结膜感染。

我们建议那些直接与咳嗽病人接触的人员，应当额外佩戴防护罩，最好是那种带有云母窗的防护罩，以获得开阔的视野。但是，在冬季疫情暴发时，穿戴这种贴身又笨重的装备并不容易。我们佩戴眼镜的工作人员发现这是最不方便的装备，因为会有水汽凝结的问题。甚至那些不戴眼镜的工作人员也因呼吸困难而无法忍受长期穿戴防护罩。尽管在热带气候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取得了明显有利的结果，我们仍不建议长期单独使用防护罩，哪怕它变得易于穿戴。我们认为，在肺鼠疫流行期间，简单、便宜的纱布口罩是我们工作时的最佳防护方法。在紧急情况下，数以千计的口罩可以在短时间内被生产出来，而无须过高的成本，这为卫生人员和其他抗疫人员所青睐。

图1-6带有云母窗的防护罩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何时使用口罩的问题。

对于与病人近距离接触的医务人员、外科医生助手、陪护来说，口罩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们建议，每个在鼠疫病房、挨家挨户检查以及在隔离营或隔离车厢工作的人都应使用口罩。那些每天对大量密接者进行日常检查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在冬天的密闭环境中，他们处在相当大的风险之中，因为有一定比例的隔离人员会在某一时刻发病。1921年在山东桑园，我们的俞树棻医生（Dr. Yu Shu Shen）在茶歇时被叫去照看一个八岁的孩子，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危险，就摘下了他一直戴着的口罩。当他意识到这个孩子正在咳出鼠疫杆菌时，已经太晚了，他当天就被感染，并在六天后死亡。

对于埋尸和消杀人员，我们也建议他们要经常使用口罩，虽然，从理论上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危险，但是总会有一定的风险来自在场的病人或死者的亲属。此外，这样做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因为它不断地提醒他们采取防护措施的必要性。医师应该始终以身作则，不能忽略任何必要的细节。他们合理的行为，将对群众产生深远影响。

在工作人员和群众都不熟悉肺鼠疫的地区，佩戴口罩会显得很可笑或被认为没有必要。在1918年山西疫情暴发初期，大同府的经验是值得牢记的，当地政府和公众都对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在春节穿着古怪的服装（丧服）表示不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一次东北疫情暴发时的哈尔滨（1910—1911），当时人们还没有习惯现代卫生防护措施，但是现在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每当面对疫情威胁时，东北居民都会配合防疫人员的工作。

由于存在飞沫感染等风险，在进行尸检和尸检穿刺等工作时也应当佩戴口罩。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额外佩戴护目镜，尽管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会让操作者感到碍事。

在鼠疫流行期间，实验室中急迫的工作环境不同寻常，我们强烈建议工作人员同时使用口罩和护目镜。即使在常规情况下，当需要进行吸入性实验或需要处理大量鼠疫杆菌时，我们认为口罩也不应该被忽视。如果采取了这一简单的防护措施，前面章节中记录的一系列实验室感染或许可以被避免，至少是部分避免。

在过去十五年的所有实验中，我们已坚持要求实验室工作人员在从事可能因液体飞溅或灰尘而发生感染的工作时必须佩戴口罩，如打扫笼子和马厩、清除和火化受感染的动物等。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口罩的“教育”意义。

对于病人来说，口罩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口罩可以被普遍采用，戴口罩对鼠疫患者来说也是残酷的。因为，除了不断咳嗽和吐痰，肺炎患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遭受着呼吸困难的痛苦，而医生有义务缓解他们的痛苦，而不是增加他们的痛苦。此外，当病人被安置在合适的隔离医院时，没有必要让他们长期戴着口罩或包裹纱布而感到窒息，因为他们唯一能接触到的，是做好了防护的医护人员。短时间内佩戴口罩可能带来好处，比如在患者被运输时。相同的措施可以在注射血清、切开静脉等时采用，或者——更好的是——可以使用适当的棉布或者更牢固的材料制成遮挡屏障。在我们的新隔离区的治疗室内，我们提议设置了带孔洞的玻璃屏障。进行必要的操作时，患者的手臂可以穿过这个洞。通过这个方式，病人与医生完全分开，医生将有充足的空间和光线进行观察而不必承担与病人同处一室的风险。

对于那些没有被安置在单独隔间里，而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被安置在公共房间、车厢等处的密接者来说，使用口罩肯定是有利的，应当让他们在正确的指导下使用纱布口罩。戴口罩的人即使面对周围人可疑的咳嗽时也能感到安心。然而，强制佩戴口罩是很困难的，让他们正确佩戴口罩难上加难。德福格尔（De Vogel）正确地指出，在这方面对未受训练的普通人期望很低。我们在东北的观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一段时间，在那里的广大群众中，佩戴口罩成了一种风尚。我们记得曾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用硬挺的口罩（内有金属丝框架）仅仅遮住鼻子，而他正在平静地抽着香烟。有时，口罩还“作为一种御寒措施”被缠绕在脖子上！总体而言，我们相信仅有一类人会因疫情期间口罩的普遍使用而受益，那就是那些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各类不合格的永久性“呼吸器”的人。

为了减少被病人感染的风险，一些其他的防护措施得到推荐。我们知道，在以前，医生要么完全不会靠近病人，要么采取将自己的头转过去等措施。1889年，鲁（Roux）建议对鼠疫病人的检查不要超过五分钟；这个建议在小亚细亚地区得到了遵循。克莱梅沙（Clemesha）主张“应当指示护士在病人咳嗽时站在一旁或其背后”。尼卡诺罗夫（Nikanoroff）建议在探视病人时不要张嘴说话，只用鼻子呼吸！这些防护措施有时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它们的意义有限，因为这些措施并不总是会被采纳。病人应当尽可能被安置在通风或半通风的病房里。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特别关注了口罩，因为在我们看来，它针对的是肺鼠疫最重要的传染方式，即通过呼吸道的直接传播。关于其他的个人防护措施，我们无须多言。这些手段是次要的，与对付其他高传染性的疾病所采用的方法没有本质区别。

戴上防护罩还可以保护面部的擦伤和伤口。这让我们关注到手和其他身体部位所需的防护措施。

在1910—1911东北鼠疫流行期间，方擎和韩济京描述了保护手、脚和身体的精妙方法。方擎说：

我们规定，面对鼠疫时要穿着完全不同的衣物。这些衣物被保留在消毒室内。我们遵循以下程序：在开始一天的工作前，换上鼠疫套装，包括靴子和套鞋，佩戴有衬垫的口罩，穿着能包裹头部的白大褂。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褂、鞋子和套鞋在被喷洒石炭酸消毒液（1:40）之后，运送入第一消毒室，用升汞消毒液浸泡。接下来，漱口，进入第二消毒室内更换其余的衣服。然后泡入含有升汞消毒液（1：3000）的大木盆中，最后用清水洗净，擦干身体，穿上常服。脏衣服会在夜间使用福尔马林蒸汽消毒并用热风烘干，以便第二天早上使用……对我们来说，靴子和套鞋的消毒特别重要，除喷洒石炭酸外，套鞋底部还会在浸泡过石炭酸溶液的垫子上或装有石灰粉的托盘上摩擦。

方擎没有提到手套的使用，但手套因冬季的气候而被广泛使用。在傅家甸没有人使用护目镜，因为形成的水汽会让人们无法工作。我们没有观察到通过眼部感染的案例。

会议的临时报告推荐利用防渗漏材料制作连体工作服。

以上精妙的防护措施非常好，但它们仍存在一些缺点，因而我们在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第一，我们放弃了使用升汞液进行常规洗浴，这种洗浴似乎既危险又没有必要，因为显然不可能每次探视鼠疫病房后都进行洗浴。鲁在谈到医生与病人接触后进行洗浴这一建议时，认为这会使得医生成为两栖动物，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将一半时间花费在水里！第二，我们取消了每次在探视完病房后都要喷洒石炭酸溶液消毒的措施；鉴于我们对含鼠疫杆菌的痰液进行消毒的实验，这一措施似乎很有问题。第三，我们没有使用防渗漏材料制作的工作服，因为除了在验尸房之外，不必要穿着这样的工作服。

我们在1921年的常规程序可以这样概述。在进入病房前，脱下日常穿着的外衣，换上一套（专门保存的）旧衣服，戴上布帽，穿上厚厚的中式拖鞋，然后戴上纱布口罩。在开放空间或鼠疫隔离院的专门的房间里完成进一步的穿戴，在这里我们戴上防护罩和护目镜，然后穿上高防水胶靴和橡胶手套，最后穿上可清洗的工作服，扎紧领口和手腕。工作结束后，我们首先用酒精消毒手套。接下来，用强效的爱洒溶液（1∶200）彻底擦拭靴子；解剖后，我们踏入盛有消毒剂的盆中，借助长柄刷清洗靴子。之后，我们依次脱下防护罩、工作服、手套和靴子。在使用酒精对裸露的手部进行二次消毒后，我们回到主院（非鼠疫区）。在这里，我们将纱布口罩扔到一个特制的容器中，利用百里香酚（thymol）溶液（0.1%）或硼酸（1∶40）清洁嘴巴、洗手、洗脸，换回日常服装。整个过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长，因为会有一个经过训练的助手帮忙穿脱装备。当工作服等装备被明显污染后，比如尸检后，它们会在第一时间扔入有特殊标识的盆子里消毒。此外，我们会将它们挂在户外晒太阳，在当天晚上用福尔马林消毒，第二天再使用。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要洗个热水澡，或者至少彻底清洗身体的上半部分。

这些措施对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强制性的。助理人员都配备有结实的橡胶或皮革手套，并且在他们的工作性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为其提供了结实的帆布连指手套。负责尸检的医生（我们在工作时总是尽可能轻装上阵）戴着两层手套——内层与长袍紧绑在一起，外层则是专门为尸检准备的长手套。

对于负责消杀和埋尸的团队成员，防护措施的规定与医院助理人员相同。他们被警告要尽可能避免触碰尸体或明显被污染的物品，并且只使用分发的特定工具。

我们主要依靠酒精作为消毒剂。根据实验和工作经验，我们认为，酒精是肺鼠疫疫情中最好的消毒剂。这种消毒剂的成本并不高，因为工业酒精具有相同的作用，而且需要的量很少。酒精的一个潜在缺点是它的易燃性，但在疫情期间，它主要在开放通风的地方使用。

在回顾个人预防肺鼠疫的措施时，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推荐的方法中没有一种能确保不会感染。但明智地结合所有可用的方法将产生最令人满意的结果。

本文摘自《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