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张载横渠四句里的儒家担当与思想突围

大家好，我是 Miss Lee 。

2025 年 5 月，一场关于北宋张载 “横渠四句” 的争论在互联网掀起波澜：两年前，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在直播助农时引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经典哲思与助农事业的社会价值勾连；2025 年，学者聂圣哲发文批评此解读是 “商业场景对儒家终极命题的降维诠释”，认为 “为生民立命” 的伦理庄严性不应被简化为带货话术。这场横跨两年的讨论，表面是对一句经典阐释的分歧，实则暴露出算法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深层矛盾 —— 当 “为万世开太平” 的千年理想成为直播间的流量注脚，我们该如何在商业浪潮中守护经典的精神内核？

值得玩味的是，这场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恰似千年前张载所处时代的镜像：当北宋士大夫面临佛老 “空无” 思潮的冲击，张载以 “横渠四句” 为号角，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思想荒漠中重建儒家的意义世界。如今我们重审这场争议，不仅是为了评判一段直播内容的诠释得失，更是要借这面 “舆论之镜”，照见中华文明在不同时代的精神突围 —— 从张载 “气一元论” 对佛道的批判融合，到程朱理学 “格物致知” 的体系建构，从陆王心学 “知行合一” 的内在超越，直至王夫之 “经世致用” 的实践转向，儒家思想如何在冲突与迭代中完成哲学重生？而那些被反复诠释的经典命题，又为何总能在时代的精神阵痛中激发出新的思考？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华夏历史中的 “诸子百家”、“宋明理学” 与 “程朱理学”，以及张载横渠四句如何在千年思想脉络中成为儒家担当的精神图腾。

北宋中期，佛老思想如同两张巨网，笼罩着中原大地的精神世界。佛教以 “空观” 解构现实，《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的论断，将山河大地视为 “虚妄”；道教以 “无为” 消解伦理，老子 “绝圣弃智” 的主张，将礼法秩序视为 “枷锁”。在士大夫阶层中，“谈空说玄” 蔚然成风，儒家陷入 “伦理缺乏形上依据” 的危机 —— 正如韩愈在唐代所感叹的：“释老之害，甚于杨墨！”

张载的横渠四句，正是儒家在这场危机中的 “破局宣言”。这四句看似平实的箴言，实则是对佛老思想的系统性批判：

1.“为天地立心”：对抗空无世界观的本体论革命

佛老认为世界 “虚无”“无常”，张载却以 “气一元论” 宣告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在他的哲学中，“气” 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凝聚成万物，散而为太虚，而 “理”（儒家伦理）则是 “气” 运行的内在秩序。这一理论彻底否定了佛教 “万法皆空”、道教 “以无为本” 的根基，为儒家伦理确立了宇宙论根基 —— 所谓 “天地之心”，即是仁义礼智等道德价值，它们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内在于宇宙运行的永恒法则。

2.“为生民立命”：对宿命论的伦理反叛

道家主张 “死生有命”，佛教宣扬 “众生皆苦”，共同指向对现世生命意义的否定。张载却提出 “立命” 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 他认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顺应命运，而在于通过道德修养（“变化气质”）主动创造意义 —— 不仅为自身立命，更要为天下生民确立生命的方向。这种 “人定胜天” 的实践精神，在宿命论盛行的北宋，堪称石破天惊。

3.“为往圣继绝学”：千年道统的孤独坚守

自汉代以降，儒家经典逐渐沦为科举工具，孔孟之道的哲学内核濒临失传。唐代韩愈虽提出 “道统论”，却因缺乏体系建构而难挽颓势。张载以 “继绝学” 为己任，一方面重新诠释《周易》《中庸》等典籍，开创理学 “义理之学”；另一方面构建《正蒙》的哲学体系，贯通宇宙论与心性论。他的孤独，正如韩愈的孤独 —— 当同时代人沉溺于佛老玄谈时，唯有他们看见儒家 “道统” 濒临断绝的危机。

4.“为万世开太平”：从伦理学到世界理想的跃升

佛道的 “太平” 指向彼岸（如净土、仙境），张载却将目光锚定现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 他主张恢复井田制、重建礼治秩序，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天下为公”。这种从 “治民之学” 到 “太平理想” 的升华，使儒家超越了具体的政治术，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构想。

“诸子百家” 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思想流派的总称。这一时期 “百家争鸣” 的思想碰撞，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格局：儒家侧重伦理实践，道家探索宇宙本源，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强调法治秩序，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多元基因。

张载的革命性，源于他对诸子百家的批判性继承。在春秋战国的 “轴心时代”，儒家就以 “重现实、重伦理、重实践” 区别于其他学派：

与道家的张力：道家以 “道” 为超越性本体，指向 “无为而治”；张载则以 “气” 为本体，强调 “气中有理”，将道家的宇宙论框架转化为儒家伦理的载体。对佛教的回应：佛教 “心性论” 启发张载提出 “天地之性” 与 “气质之性” 二分，但他将佛教 “灭伦常” 的出世思想转化为 “复性成德” 的入世修养论。与法家的分野：法家依赖 “法、术、势” 治理国家，张载则主张 “德礼为本，政刑为末”，坚守儒家 “以德治国” 的核心。

这种 “扬弃” 思维在宋明理学中达到高潮。“宋明理学” 是宋代至明代以儒家伦理为核心，融合佛教、道教思想形成的哲学思潮，其核心任务是回应佛道挑战，构建儒家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主要探讨 “性与天道”“理气关系”“心物之辨” 等问题。这一思潮内部并非单一学派，而是衍生出多元流派：

气学（张载）：以 “气” 为宇宙本体，强调 “理在气中”，将儒家伦理扎根于物质世界的动态运行，接近古代唯物主义；程朱理学：以 “理” 为本体，主张 “理先气后”，构建精密的形而上学体系。

“程朱” 指北宋理学家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与南宋集大成者朱熹（元晦），其学说认为 “理” 是超越万物的永恒法则（如三纲五常），“气” 是构成事物的质料，二者 “不离不杂”，修养论上强调通过 “格物致知” 领悟伦理法则；

陆王心学：以 “心” 为本体，提出 “心即理”，侧重内在心性的直接体悟。

“陆王” 指南宋思想家陆九渊（象山）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守仁），其学说主张通过 “发明本心”“知行合一” 实现道德超越，将儒家伦理转化为内在心理需求。

三派虽本体论不同，但共享三大特征：以儒家伦理为终极价值、以 “性与天道” 为哲学主题、以批判佛道为思想起点。张载的特殊价值在于，他以 “气” 为纽带，将宇宙论与伦理学紧密结合 —— 既避免了程朱 “理气相离” 的抽象化弊端，又克服了陆王 “以心代物” 的主观化倾向，为儒家提供了更具现实根基的哲学路径。

张载的思想在北宋并未成为主流，甚至其表侄程颢、程颐仅继承其部分理论，而对 “气本论” 持保留态度。直至南宋朱熹将《西铭》纳入理学体系，张载才获得应有重视。但真正让其思想焕发新生的，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

1.王夫之：张载思想的 “复活者”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易代的动荡中，目睹王阳明心学 “空谈心性” 导致的社会危机，决心 “继张载之绝学”。他在《张子正蒙注》中提出：“尽性之学，须在伦物上识攻取，在健顺上立根基。” 将张载的 “气学” 与 “经世致用” 结合，批判理学末流 “舍器言道” 的弊端。这种转向，使张载思想从书斋走向现实，成为近代变革的精神资源。

2.湖湘士人：横渠四句的实践群体

清中后期，湖南、广东儒生秘密传抄王夫之著作，试图以张载思想挽救王朝危机。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湖湘士人，将 “横渠四句” 视为精神旗帜：

曾国藩以 “为生民立命” 为己任，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试图重建儒家伦理秩序；谭嗣同撰写《仁学》，以 “为万世开太平” 为理想，提出 “冲决网罗” 的激进改革主张；青年毛泽东深受王夫之 “知行合一” 影响，后来在《实践论》中提出 “实践→认识→再实践” 的辩证逻辑，实现了传统务实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结合。

这种传承脉络表明，张载思想始终在时代危机中提供精神动能 —— 从北宋对抗佛老，到明末清初批判心学，再到近代救亡图存，其核心始终是 “责任担当” 与 “实践理性”。

张载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他巧妙处理了 “批判” 与 “融合” 的辩证关系：

1.对佛道的 “创造性转化”

批判其价值导向（如佛教出世、道教避世），但吸收其哲学方法。借用道家 “气”“太虚” 概念，构建儒家宇宙论。转化佛教 “心性论”，提出 “心统性情”“德性之知” 等命题。

2.理学内部的 “和而不同”

“程朱理学” 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流派，以程颢、程颐提出的 “理本论” 为基础，经朱熹系统化而形成。该学派主张 “理” 是超越万物的永恒法则（如三纲五常），“气” 是构成万物的质料，二者 “不离不杂”；修养论上强调 “格物致知” 与 “存天理灭人欲”，旨在通过知识积累与道德克制回归 “理” 的本体。与程朱的分歧：张载主张 “气本论”，程朱主张 “理本论”，但二者共同奠定儒家形而上学基础。与陆王的呼应：张载 “心统性情” 为陆九渊 “心即理” 提供先导，王阳明 “知行合一” 是对张载 “知易行难” 的深化。

3.思想史上的 “否定之否定”

张载首先对佛老发起批判（“正”），明确儒家立场。朱熹、王阳明等吸收佛道与张载思想，构建更圆融的体系（“合”）。王夫之再批判理学流弊，回归张载 “气学” 传统（新 “正”）。

这种螺旋式演进，体现了中华文明 “在冲突中创新” 的独特智慧。张载的 “矛盾性”， 既激烈批判佛道，又隐性吸收其精华，正是这种智慧的集中体现。

回到 2025 年的直播争议，董宇辉的解读虽未必契合张载原旨，却无意中激活了经典的现代性 —— 将 “为生民立命” 与助农事业关联，本质是儒家 “民本” 思想的当代转译。而聂圣哲的批评，则提醒我们警惕商业逻辑对经典的 “工具化”。

这种张力，恰似张载当年面临的困境：当儒家思想从书院走向民间，从精英话语变为大众文化，该如何保持其精神内核？或许答案藏在张载的思想本身 —— 他从未将经典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主张 “学至于乐则成矣”，鼓励在诠释中赋予传统新的生命。从韩愈到王夫之，从朱熹到毛泽东，历代思想家正是通过不断的诠释与实践，使儒家思想跨越千年而不衰。

在算法主导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争论，而是张载式的 “立心” 智慧：在流量浪潮中守护 “为生民立命” 的初心，在商业逻辑中延续 “为万世开太平” 的理想。正如张载在《横渠易说》中所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经典的生命力，正在于不同时代的 “和而解”—— 在冲突中对话，在对话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

从北宋的横渠镇到 21 世纪的直播间，横渠四句始终在叩问着同一个问题：人类该如何在虚无中建构意义，在困境中坚守责任？张载用十六字箴言给出了儒家的答案 —— 不是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也不是固化传统的保守主义，而是以 “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 为脉络的实践主义。

这种主义，穿越千年时光，在王夫之的 “经世致用” 中延续，在湖湘士人的 “以天下为己任” 中迸发，在当代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呐喊中重生。它提醒我们：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的精神长河，既能在书院讲堂中深邃，也能在直播间里闪光 —— 只要我们不忘 “立心” 的初衷，不失 “立命” 的担当。

或许，这就是横渠四句给予算法时代的最大启示：在快速迭代的技术浪潮中，总有一些价值永恒不变；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里，总有一种声音值得倾听 —— 那是中华文明对责任、理想与永恒的不懈追寻，是张载们在思想荒漠中种下的精神绿洲，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文化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