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钱：她从小没在金钱上受过任何苦楚，晚年第一次为钱操心

宋庆龄

宋庆龄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但她一生为国家、为革命忘我地奋斗。财富、名利这些别人为之如痴如狂的东西，在她眼里不值一提。

然而，金钱又是生活的必须，是衣食住行的全部保障。那么，在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她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呢？

少女时期，宋庆龄出生于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无论家境、相貌，还是气质都出类拔萃，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千金”。优渥的家庭条件，使她从小衣食无忧，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

少女时期的宋庆龄和母亲倪桂珍

宋庆龄

成长在一个家底殷实的家庭里，享受着父母阳光雨露般的滋养，在最先进的学校里接受教育，这种综合的结果决定了宋庆龄不可能长成一个在吃穿用度上凑合的人，而是长成了一个十分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在宋庆龄留下来的遗物中，有外国著名品牌纪梵希的香水，伊丽莎白·雅顿的粉底，还有一些品质一流、设计剪裁精致的衣服、鞋子、包包。这些物品，都透露出她生前对生活质量有很高的要求，是一个注重生活品味和格调的人。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在大半生的岁月里一直是孙中山最坚定的拥护者，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但宋耀如并没有以牺牲家庭，牺牲妻子、子女的宝贵人生为代价来资助革命，而是同时保证了一家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条件。

1917年，宋氏家族合影

1913年，宋庆龄结束了6年的留学生涯，从美国回国。回国后不久，她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

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们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甚至连屋中的摆设也是欧洲式的，我们的房子又宽敞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池和盥洗室，将来你一定要到我这儿看一看。

位于上海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老宅外景

宋家老宅底楼会客厅

回国后的头两年，也就是1913年到1915年的两年时间里，宋庆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日本为孙中山工作。那段时期，身在日本的她又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

让我们再回到箱根，那里有据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饭店，饭店后面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鲜花和一个花园，光是这个花园，就让我转了整整一天。饭店有5辆意大利爬山车，我们每晚都开车去登山。我们参观博览会、逛商店、看兵器馆等，入夜则去看电影……当地人身着最华美的和服，饮酒、起舞……我是多么想再次见到你们，我们将分享这快乐的时光。

“许多卧室、浴池和盥洗室”、“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饭店”，从宋庆龄能够接触到的生活层次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千金，生活尽显富足、华贵。

宋庆龄

宋庆龄和家人合影

1915年，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从那以后，她的经济情况、生活条件比未出嫁前是要差上一截的。

婚后，孙中山和宋庆龄曾住在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府里面的家具简陋、陈设简单，和宋氏家族上海别墅里的欧式家具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

1923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广州大元帅府合影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宋庆龄平安脱险后返回上海。

那一年，孙中山的头发长了，宋庆龄提醒他抽空到理发店剪头发，但是孙中山不太想去。于是，宋庆龄便邀请了一位理发师专程到家里给孙中山剪头发。

那时候，请理发师上门理发的价格是到理发店理发的十倍之多，但宋庆龄似乎并不为此感到困扰，她花钱很痛快、不手软。可见，从小富足的生活使她长成了一个花钱大方的人，很少在钱上精打细算。

1925年，孙中山去世。1927年，受国内革命形势所迫，宋庆龄被迫流亡欧洲，那段流亡异国的日子是她人生中一段比较艰难的时光。

后来，美国记者希恩记录下了宋庆龄在异国他乡漂泊的一些点滴：“我注意到了孙夫人那瑟瑟发抖、微微弯曲的身影。她从中国方面的收入来源已告断绝，而她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资助。她连件冬大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斗篷，在阴冷刺骨、冰雪凌凌的街道上缓慢地行走着。”

这段文字后来流传很广，让当时的人们、后来的世人在了解这段历史时，都认为那时候的宋庆龄生活极其窘迫，而且身边无依无靠。

而晚年，宋庆龄在写给好友邓广殷的信里回忆那段异国流亡的岁月时是这样写的：

斯诺自认为宋子文设法给了我一小笔钱作为生活之用。事实是孙博士死后，国民党知道他分文未留，送了10000元广东币给我做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多一笔钱。子文从来没有提出要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的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我动身去欧洲的时候，孙科给我一张支票，因为他说我来自国民党的收入不够我在国外生活，我立刻把支票还给了他。

我过着跟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我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房间，每天只花50分在一家中餐馆吃一餐，所有的食物也就是面包、茶和果酱，跟那里大多数的学生一样。”

“我过着跟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从这段话可以得知，那一时期，宋庆龄的日子是清苦了一些，但应付生活是足够的，远没有到窘迫的地步。

而从那句“我动身去欧洲的时候，孙科给我一张支票，因为他说我来自国民党的收入不够我在国外生活”可以看出，虽然宋庆龄最终没有收那张支票，但她并不是全然孑然一身，还有来自家人、继子孙科的惦念，并不像希恩说的那么孤立无助。

另一件事也可以佐证这一点：1928年，宋庆龄的弟弟宋子安到德国看望她，姐弟俩相约游览了中欧一些国家，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宋庆龄的经济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宋庆龄和宋子安

自从1927年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由于政见上的分歧，宋庆龄一直和家人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但亲人终归是亲人，在后来许多年的岁月里，她多多少少得到过家人对她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

1927年，宋庆龄打算旅居欧洲时，是她的母亲倪桂珍给她提供了路费和一应开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先后辗转上海、香港、重庆，她的家人曾多次为她解决住宿问题；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她的兄弟姐妹常常问候她，给她寄来需要的生活用品。

在家人写给她的信中有这样几封信，上面写道：

我希望在下一次带东西给你之前，各种物品能使你够用了

劳拉送给你一个便携式的包，我替你做了件衣服，希望能合你的身，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吗？

我考虑在月底的时候把你的车子和我的一起运过来

今天托王给你带去几件真紫水晶石，包括：一副耳环、三个扣子、一个戒指，另外还有一件漂亮的黑色外套，四块羊毛的衣料和一个黑包。

在许多年里，宋庆龄和家人之间的血缘纽带虽然不像从前那么牢固，但并没有彻底斩断，还是有一些亲情的厚度的。

到了三十年代，那时候，宋庆龄的经济情况不太宽裕，但为了支援红军，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不遗余力，不求回报。

1936年，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红军向宋庆龄求助，希望向她借款5万美元。当时，宋庆龄手头并没有那么多钱，但她毫不犹豫把名下的房子做了抵押，从银行借了5万美元出来。

1938年6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此后，她把保卫中国同盟筹集的钱款和救援物资接二连三地运到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

廖梦醒的女儿李湄曾回忆：“宋庆龄在经济上多次支持地下党，光是经妈妈手，就有1941年在香港交给八路军办事处的一盒美钞，以及1947年在上海交给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的3万美元。”

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哪怕经济状况不理想，宋庆龄也尽己所能为革命慷慨援手，给予最大的支持。

宋庆龄

宋庆龄真正拮据的时期是在人生的晚年。

50年代有一次，宋庆龄的好友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过生日，宋庆龄送给他许多文具作为生日礼物，里面有彩色蜡笔、铅笔、画本、小人书，还有一支高端的派克钢笔。

多年后，周幼马回忆这件事时，仍然记忆犹新：“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宋庆龄非常富有。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的贵重礼物，可把我美坏了。”

周幼马

马海德（左）和妻子周苏菲（右）、儿子周幼马（中）

从周幼马的回忆可以看出，50年代的时候，宋庆龄的经济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20年后，也就是1971年，已经28岁的周幼马给宋庆龄拍摄了一组照片，宋庆龄看到成片后十分高兴，送给他一包水果糖作为谢礼，这不禁与她20年前的大方阔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来，周幼马回忆：“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这和她当年送我派克钢笔时的情景相差太大了。”

70年代，宋庆龄和周幼马

可见，在70年代，宋庆龄的经济状况很不乐观。

70年代，比宋庆龄工资高的人并不多，但她要支付保姆的工资，包工作人员的一日三餐，补贴孙中山曾经的下属们，每年的人情往来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而且晚年，宋庆龄还收养了两个女孩，两个女孩长大后，其中一个留学的费用，另一个结婚的费用，都是由她一力承担的。

所以，虽然宋庆龄工资很高，但一年下来开支也很大，经济上的紧张可想而知。

李家炽曾经负责主管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是宋庆龄身边比较亲近的人，他回忆说：“宋庆龄一个人的开支是蛮紧的。”

在晚年，宋庆龄人生中第一次开始为钱发愁了。

非常缺钱用的时候，宋庆龄甚至想起了50年前存在美国国际银行的500美元，还托孙氏家族的一位晚辈打听，看能不能把钱取出来：

我写此信是想提醒你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向你提出的请求。1920年我曾请Frank Lee 博士以我的名字Rosamonde C. Sun将500美元存入设在沙面的美国国际银行。该款是我准备为孙先生购买美国书籍和期刊用的，我抚养的一个女孩永洁现在靠助学金在美国进修，她的助学金数目很小，而我的月薪仅够支付我的日常生活费用。因此我需要一些美元，以便永洁可在暑假期间回来进行体检，另外，我也急需这笔美元存款用于其它事项。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能证明这笔存款属于宋庆龄的文件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她最后还是没能把这笔钱取出来应急。

后来为了凑钱，宋庆龄又想到卖物品换钱，并挑选了一些旧皮衣、皮包等等，请别人到家里进行估价。

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交代给她送去了四万元。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回忆：“我父亲是从我家亲戚、中福会秘书长、宋庆龄的朋友沈粹缜那里得知宋庆龄卖东西的事情。他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卖孙中山的皮大衣那还了得？指示马上从国库里批给宋庆龄4万元。”

这笔钱大大缓解了她的经济紧张。

宋庆龄出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她的一生本该就这么无忧无虑、波澜不惊地过去，但金钱、名利对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她最在乎的永远是革命理想、民族和国家。在漫长的一生里，她始终在为一个理想的中国而拼搏、而奋斗，她以豪门的出身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个淡然无争、坚韧刚强的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