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书生：对中国男性气概的后殖民解读

作者：宋耕 译者：周睿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出现的“阴盛阳衰”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当代中国的“男性特质危机”以20世纪80年代的“寻找男子汉”的文化风潮为绝佳例证。在1979年以后的文学图景中，中国男性一度被失望地刻画成软弱、幼稚、自私、无能的形象，而真正的男子气概只有在“兰博、高仓健和西北黄土汉子（如电影《红高粱》中的乡民）”身上才能找到。按钟雪萍（Xueping Zhong）的说法，对弱化的男性身份的焦虑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阳刚化的现代男性的追寻，同时也和“共产党想象话语中的集体阳刚身份”重合。对中国男性素质的关注亦与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本质主义批评遥相呼应，像孙隆基（Sun Lung-kee）就断言，中国男性的“去势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男性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上表现出雌柔化倾向。孙隆基还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把中国男性描述成“未断奶”。

显而易见，对中国男性的批判是以西方主流的男性建构概念为普适标准的内化为基础的。与西方阳刚男性神话对比，中国男性按照西方标准被贴上阴柔女气的标签。因此，“奶油小生”的形象就成了当代中国“痿男”的虚弱化身，同时也象征和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阳刚之气”的缺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知识阶层出于民族主义情怀对自身文化历史的“阳刚化”重塑，恰与将中国男性塑造成阴柔女气、怪诞邪恶的“他者”的东方主义建构“不谋而合”，而这两种话语都忽略了“典范化男性气概”的支配属性。

如前所述，男性气概的建构是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在权力争斗的场域里发挥作用。认为中国男性在男子气概上逊于西方男性的刻板印象乃是殖民话语的产物，据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不仅是因为它是被……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成——‘东方的’”。因此，女性化的中国男性不过是出于西方想象的策略式建构。殖民话语普遍使用男性特质 /女性特质的二分法来指称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关系，例如，罗伯特 ·扬（Robert Young）就注意到英国在其殖民地建构男性特质的殖民者形象的话语策略：

随着帝国在 18世纪的扩张，英国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基督新教模式化的阳刚气概越发清晰可辨，其被视为英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统治的基础。伴随着殖民征服的推进与暴力，这种父权制的支配优势地位，是在一种同样日益受限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对于女性与女性特质的意识形态之上运作的……帝国文化在19世纪也借由各种种族理论来推而广之，这些种族理论把欧洲人描绘成具有男性特质的种族，非欧洲人则是具有女性特质的种族，对男性特质的崇拜风靡一时、占尽优势。

利拉·甘地（Leela Gandhi）也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讨论了英国对印度男性的蔑视。英国人对印度劣质男人的殖民主义建构支持“没有硬汉的印度是可被殖民的”的意识形态。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书中总结说，对白人殖民者而言，被殖民的黑人是真正的“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话语已与种族及民族话语交横绸缪、纠缠难辨。殖民主义的男性特质崇拜是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殖民者刻画成“超级阳刚”（hyper-masculine）的男人形象，把被殖民者描摹成雌柔化的形象。阿希斯 ·南地（Ashis Nandy）将此策略描述为“性别和政治宰制支配的殖民本质同构逻辑（homology）”。男性/男性特质之于女性/女性特质的毋庸置疑、“与生俱来”的支配地位被挪用到西方人对非西方人的强取豪夺的合法化说辞上。因此，男性特质象征权力，西方世界通过支配性的男性气概话语体系保持对“古怪”东方颐指气使的优越感，这种占有优势的西方男性特质话语已经基本内化在后殖民语境之中。哀叹本国文化中阳刚之气丧失殆尽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批判就是一个颇具启发的事例。

面对日渐激烈的西方化和全球化的现实，重新审视自我文化遗产对中国来说已迫在眉睫。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重新阐释中国的性别话语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不仅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而且也能从跨文化的角度对男性气概进行更深刻的解读，例如雷金庆就发现前现代的中国男性气概的概念“使得比当代西方文化更为多样化的男性建构成为可能”：

因此，不能说和（西方的）“正常”标准相比，中国男人就是女性化的、缺少“阳刚之气”的，也不能将这种中西文化的差距简单地归因于中国文化中阴柔的、孩子式的（更容易被压迫）女性建构的主导地位。中国的男性建构是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简单地将它同西方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此外，当前所谓中国男人“无能”的观念同时也是 20世纪末“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产物：金钱代表权力，而没有经济能力的男性就是“（性）无能”。在以西方为“标准”的思维框架中，所有“东方的”东西都是“劣等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带有异域色彩的”猎奇对象。我们不难理解，“文”和“武”作为男性自我的建构标准，是完全存在于这种框架之外的。近代以来，定义、描述和命名完全成了西方的文化特权，但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两百年以前就不是这样，谁又知道一百年以后是不是这样呢。

本书希望呈现的男性特质，迥异于西方现代普遍模式，为此，首先要做的是厘清在殖民主义和西方化侵入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性别话语特征。其中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没有占据西方性别话语核心位置的男人/女人、男性特质/女性特质、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白露（Tani Barlow）就这一点提出了一种假说，即前现代的中国人的性别特质似乎并不只是男 /女两种对立的选择：

性别化——将经验、对象和主体赋予男性身份或女性身份的社会与文本策略——在中国现代性中的地位可能与之前帝制时期截然不同。我并不是说过去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性别性属就比现在的中国人更为混淆，只是说在资本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侵入之前的前现代时期（欧亚皆同），人们的生理条件特征对他们的性别——这里可以说是社会性别——并不能黑白立判。

白露另撰他文指出，传统中国不存在一个通用的女性类别，而只有“女”“妇”“母”的具体指称。

受权刊发，选自《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宋耕 著，周睿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 也人 2025年6月。

可以说，当代的男女二元分类和“现代”性别话语不过是近百年从西方挪用过来的。白露认为性和性别（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的“再发明（ re-invention）”是自 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环节之一：

中国的主体建构在过去百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中国以自身“传统”的重塑抗衡资本主义世界的多元“传统”。知识阶层，特别是作家，是这一改造大计的直接参与者。文人接过“国际性”经验化真理的武器——诸如阶级、种族、性别、现代性、科学客观性等——洋为中用地把西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变成非西方文明现代性的有机部分。现代性的某些方面与半殖民主义的斡旋妥协，改变了诸如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类与个性私密相关的概念。

一般而言，一系列充斥着“暴力”等级关系的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的显著特点，其中，男 /女的二元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诸多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根本源头。性别是一个人出生以后重要的社会身份，重要到若无该项参照标准我们将无从界定自身。

然而在中文场域中，不仅儒家经典和官修史书里的人物基本上是无性别的，而且许多通俗小说与戏曲中的英雄在一定程度也被去性别化了。换言之，他们被着力刻画成德厚流光、高风亮节的一面，却从未表现为物质性、性别化的男性身体。正如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所述，这反映了女性被完全排除在这一表意系统之外：

在中国，尽性“完人”内涵充盈，人类的各种特质性情在他们身上达到完美和谐。性别区分为男为女，轻易地将女性排斥于人性的实现过程之外，其结果是男性支配地位的形成。因此，男性可以“雌雄同体”的双性化特征自由地追求自我人格的实现。

与本书研究相关的中国式表征的另一特点是心/身二元对立的缺失。这里自我的概念可借用郝大维的说法叫“无躯体的自我（ bodiless self）”，物质化的身体在叙事中是缺席的。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主要以阴/阳二分法来界定，但“阴/阳”的指涉面要比“男/女”更为宽泛。在儒家文化中，尤其是汉代之后，儒家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阴阳常用以阐释权力等级中的不同地位。“阴阳”是高度政治化的概念，所指的是决定人的社会关系，甚至内在意识的政治文化中不同的主体地位。在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中，阴和阳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流动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前现代中国的性别话语是基于权力关系而非基于性别差异，性别和政治权力往往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在这种性别建构的话语中，“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是在等级秩序中建构出来的空间，并且必须从儒家化的政治角度予以解读。在多数的中国传统文学叙事中，性与性别常常是缺席的。这就使得它们在“才子佳人”题材中的呈现特别值得注意和分析，也是本书选择“才子”作为研究前现代中国性别起点的理由。

在雷金庆研究男性特质的先驱力作中，作者尝试运用“文武”二元体系为范式来让中国男性特质概念化。他注意到在前现代中国，“人们对理想男性的期望是文武双全”。虽然“无论是‘文’还是‘武’都是可圈可点的男子气魄”，但大多数历史时期“文”优于“武”，并认为“文武”范式“构成了所有关于中国男性特质讨论的核心”，并与古代中国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

历朝各代、信仰不同宗派教义的人君魁首都在努力展现他们允文允武的双向实力。也就是说，所有壮志凌云的男性都要努力向“文武双全”靠拢，而真正能兼备二者的就成了伟人。稍逊一筹的男性或只可举其一端，无法兼顾；但即便如此，有这样的成就也能赋予他们男性特质光环以及在某一领域的宰制权，无论是多么的不足称道、不过尔尔。

毋庸置疑，“文武”范式在中国男性特质的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男子气概的多元本性；但是如果说“文武”范式是用来阐释中国男性特质包罗万象可能性的万能钥匙，那就未免有简化论之嫌。比如，雷金庆曾指出：“‘文’‘武’是男人专有的公共空间领域。 ”本文将在第四章详述“文”和“武”都是公共领域的素养和成就，它们在官方话语体系中界定了男性特质的标准；然而，“文武”的二元体系却不适用于如性的私人领域，雷金庆在其著作中主要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故事演绎“文 /武”男性特质，这两部小说都侧重描写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和公共生活层面。

其次，把前现代中国男性特质的话语建构分成“文”“武”两类，可能会把问题过于简化，还需要考虑文类和意识形态层次等因素。“文”或“武”都不是铁板一块的概念，例如同“性”相关的方面，“文”类既有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也有束身自好的君子形象。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中，文人对待性和女人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这一点本书第四章将展开论述。因此将孔子和张生置于同一类型下来讨论会显得有点奇怪，特别是将他们都作为“性化的男性”来考察。同理，在“武”类中，不仅有像张飞、李逵这样从来不会被女人看上的五大三粗的糙汉，也不乏像关羽、燕青这样让女性心荡神迷但能自我把持的剑眉星目的俊男。因此，单凭“文武”二元体系并不能充分诠释在爱和性的表现中不同类型的男性特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性别关系取决于权力和类型。

再次，雷金庆提出以“文武”范式取代“阴阳”二元对立，认为“阴阳学说对性别差异的表现是无法完全阐释的”，“摒弃阴阳学说显得至关紧要，因为阴阳生生不息内在互动的潜力，会对认知性别的特异性产生障碍”。因为“阴阳”二元论不能很好地把男性特质概念化，所以雷金庆（在书中）“会单独考虑那些充当男性定位坐标点的一般类别”。换言之，“阴阳”二元论因不适用于不可通约的两种性别而不能不被束之高阁。在此，西方性别范式仍是判断和比较东方话语的可行准则，正如前文所提，中国古代性别话语的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不存在男女二元对立，这不意味着作为性别分界的“男 /女”在传统中国形同虚设，而是这一组二元论在中国性别的思想体系中不能跟“阴阳”等量齐观。“阴 /阳”在文化表意系统中的功能等同于西方的“男性特质 /女性特质”二分法，然而吊诡的是，在前现代中国的性属是“阴 /阳”，但与此同时，含义涉及更广深、更多元的象征语域的“阴 /阳”又不是“男 /女”。由此可见，西方意义上的“男性特质 /女性特质”二元论的缺失，使得作为文化建构的 masculinity或 femininity二词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准确表达。包苏珊（ Susan Brownnell）和华志坚（ Jeffrey Wasserstrom）极富洞见地指出中国文化中社会角色远比生理性别重要：

西方倾向于把男性 /女性视为一种根深蒂固、始终如一的对立概念。这可能使学界误以为女性 /男性的分野是所有文化象征系统中的核心组织原则，但在中国可能并非如此。……在中国，性别符号往往是等而下之的，更重要的是原则来自道德和社会生活。……与其说生理性别是中国传统宇宙论中不可化简的两极，倒不如说性是交织于其他更为基本概念的网格中的一环。生理性别只是决定一个人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诸多要素（如亲属关系、代际体系、年辈阶层等）之一而已。

因此，本书认为，“阴 /阳”并不仅限于“男 /女”的性别内涵。它对中国文化中的性别差异的解释仍然具有难以取代的重要意义，能彰显古代中国性别认同的流动性和政治化。反观“文/武”二元体系尽管在公共领域的男性特质建构研究中诚然称得上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本书仍采用“阴/阳”理论为基本范式来解读基于权力多过基于性别的中国式性别话语。

将“阴阳”方法运用在性别上有助于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准确细致地解释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阴柔之气”。根据儒家化的阴阳学说，“阴”或“阳”都不是生命实体，而是社会和政治权力等级秩序中的一个可浮动交替的位置。一位朝臣在与自己夫人的关系上处在“阳”位，但在朝廷上觐见皇帝之时却处在“阴”位，由此不难理解中国文学中禀告圣上、前辈、尊者之时采用女性代言体的传统了。在与皇权的关系上，“士”被话语实践安置在了阴柔、驯从、恭顺的“阴”位。第二章通过福柯式的知识谱系学梳理“文弱书生”从屈原到张生再到中国戏曲中“小生”的文学表现，并为解读“才子”的阴性化和柔弱性提供概念化的框架体系。

“阴/阳”二元体系亦对解释文弱书生为理想男性身体的确立不无裨益。身体纤弱跟学识与文雅息息相关。第三章检视儒家的崇文抑武之倾向，特别是宋代的文化崇拜，探讨男性特质如何通过文本性来建构，基于文本性的男性特质如何被社会规范，以及通过士的身体性如何巩固男性特质等问题，把福柯的“驯柔身体”（docile bodies）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引申出更为广泛的论题，如中国现代性早期发展可能性等。

男性特质权力导向型定义的特点是性维度/女性的缺席，这使“才子佳人”话语中出现的“性”变得饶有趣味。第四章比较才子型和官方话语体系中“君子”的男性特质，二者之间的张力意味着文人类型中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冲突。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才子是“待实现”的君子，因此，才子话语既体现了儒家士绅阶层的男子气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儒家的正统观念。本章重点讨论才子话语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逾矩之余，也留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颠覆性要素为父权秩序收编之举。

“阴阳”体式还能解释众所周知的中国同性情爱传统。第五章考察才子佳人模式中男性身体的表现，以及古代中国同性情爱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追溯同性情爱中阴柔面的男性特质话语修辞在文学和戏曲中的差异类型，研究其作为想象的男性特质模式的支配地位如何形成，并影响小说和戏曲中的男女关系。诸如宋玉、潘安等文化偶像一直被视为异性恋叙事的才子佳人世情文学中男性美的典范，然而，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故事却揭示了这种身体性修辞同性情欲的本源。古代中国对同性行为持有相当宽松的包容态度，因为表达同性相慕只是强化性别等级结构而不会威胁社会秩序。“阴/阳”是一种权力等级制度，在上位的一方占据阳性/丈夫/性主动的位置，而在下位则是处在阴性/妻子/性被动的一方。这种关系是否涉及（异性）性行为，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政治化的“阴阳”二元体系还可深化对中国男性特质中同性社交本质的理解。本书并不打算巨细靡遗地涉及中国男性特质的方方面面，而只是择取其中一种类型，即文弱书生/才子。尽管在提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其他男性特质的模式化形象时也确实给出了简要介绍，《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与英雄小说中对男性特质的界定就判然有别。虽然才子佳人这种异性恋话语体系表达了对主流叙事（即同性社交和厌女表现的男性文化）的某种抵抗，但它也必须被吸纳至主流话语之中，这从《西厢记》中的三角恋关系和莺莺被视为同性社交竞争中的战利品两点上即可管窥。同性社交渴望的共谋本质及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牵涉层层问题，本书只是抛砖引玉，对这一复杂问题作初步的思考。不过本书认为中国男性特质最为显著的特点必须置于同性情谊、雌雄同体和同性社交渴望的语境下考察，因此最后一章既可充作全书附录，也可当作本书渐强的高潮部分来读。

本文节选自《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原题“对中国男性气概的后殖民解读”。